对于市场中的微观个体——企业而言，什么最重要呢？答案是企业的现金流，特别是经营现金流。多数如日中天的公司之所以“突然死亡”，就是因为好大喜功，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收入规模等战略目标上，却很少关注现金周转的问题。

　　现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风险突出。IMF数据显示，2005年—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最快。根据标普数据，截至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预计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持债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从行业分布上看，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尤其是在机械、造船、地产、建材、基础化工、钢铁等行业负债率最高，并且这些强周期行业对资金成本上升的敏感性较大，利息支出负担最为显著。

　　与上述情况对应的是，银监会7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6944亿元，比年初增加1024亿元，连续11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08%，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国内经济下行，房地产价格回落，出现经济增长乏力、投资回报下降等情况，逐步波及银行体系，银行贷款随之过度紧缩甚至冻结，形成抵押品损失——偿付能力下降相互促进的循环问题，加剧了金融和经济波动，进而造成不良贷款上升；另一方面，大部分新增不良贷款集中出现在钢贸、光伏、船舶等行业的生产流通及上下游企业。

　　两相印证，可以发现，最关键的问题还在杠杆率。杠杆率高，则对现金流压力大；现金流压力大，则企业就容易“突然死亡”，形成烂账。再进一步，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是由无数个微观实业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偿付能力下降，现金流枯竭“缺血”，那么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也很难振作。

　　经济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叫做市场出清，理想状态下，无论劳动市场上的工资还是产品市场上的价格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供求情况迅速进行调整。一旦产品市场出现超额供给，价格就会下降，直至商品价格降到使买方愿意购买为止；如果劳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工资就会下降，直至工资降到使雇主愿意为所有想工作的失业者提供工作为止。当然，这是理想。

　　现实中，因为价格有黏性，工资有刚性，实现市场有效率出清十分困难。市场陷入胶着状态时，往往需要外部因素作为推动力量。

　　2014年是企业偿债高峰期。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共有1706只企业债（含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将产生派息或兑付现金流，现金流合计2771亿元。除5月、6月企业债派息资金量为约80亿元和90亿元外，其余月份派息资金均超100亿元，10月、11月和12月更是超过了200亿元规模，风险时间点比较集中。所以，企业现金流压力今年十分突出。

　　这种情况下，既要容忍一定的风险暴露，更要加快降杠杆的步伐。一方面，必须控制新增债务成本，依靠市场利率实实在在的下降，才能有效纾解实体企业可能传导到金融体系的风险；另一方面，必须提升资金运营效率，让市场资金自由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去，让资金的所有者去自主选择支持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双管齐下，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