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资料图

　　近一年多来的物价低位运行使得中国经济被通货紧缩的阴影笼罩。CPI在2015年全年同比上涨1.4%，创下2010年以来最小涨幅。PPI更是表现不佳，截至2016年2月已连续负增长48个月。通缩被认为是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而其主要成因则指向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匹配。

　　如今，供给侧改革成为“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发展主线。化解通缩风险，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作为首要任务的去产能如何破题？宏观调控会否走向宽松？我国经济能否避免通缩风险全面实现“十三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在接受海外网财经专访时表示，无需陷入对通缩的恐惧和对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呼唤。剥离超经济力量的过度干预，使市场在去产能过程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是化解通缩风险的关键所在。

　　物价走低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市场机制

　　近几年来媒体报道上频频出现对中国经济的通缩警示。2011-2012年就有“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通缩”、“当前处于极严重的通货紧缩状态”的尖锐评论，后来则表述为“通缩风险加剧”、“通缩继续蔓延”。也有观点认为以上结论并不成立。中国经济究竟是否已经进入通缩？

　　卢锋表示，争议源于对通缩的不同定义。如果按照主流观点将CPI负增长作为通缩的标志，显然中国经济尚未进入通缩。而如果看到尽管CPI不是负增长，但PPI已经连续48个月负增长，可能就会认为中国经济通缩早已存在。

　　“比物价低位运行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原因。”卢锋注意到PPI中各项分类价格呈现的物价下降的结构性，“现在价格显著下降的产品其实就是过去显著上涨的，也就是说目前的结构性和经济过热阶段的结构性是有联系的。”

　　他进一步解释道，物价走低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性双重调整。在本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强劲增长，伴随巨大成就也出现了过度问题，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曾快速上涨的煤价、钢价、铁矿石价格等就面临下滑。另一方面，低端的加工贸易以及钢铁、煤炭等行业已经难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会引起物价下降。

　　因此他更多地将物价低位运行看作一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机制。对于当前媒体上频频出现的通缩预警，他认为需要重视，但不必过分担心。

　　不过，CPI数据在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些变化，截至2016年2月已连续4个月回升，2.3%的增长率创下2014年7月来新高。卢锋表示，这使得物价下降压力暂时舒缓，但若将其解读为趋势性的回升也为时尚早，不排除这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异动带来的短期波动，还需继续观察。

　　去产能关键在于剥离超经济力量干预

　　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指向了结构性地去产能。作为2016年五大经济任务之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去产能成为化解通缩风险的有效手段。卢锋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剥离过去超经济力量提供的保护，让市场化调整到位。

　　他表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去产能主要通过价格变化等市场机制实现，市场本身存在一套淘汰机制。产能过剩、物价下降使企业普遍盈利困难，但也成为倒逼企业创新升级、提高效率的推手。在此过程中，效率和素质低下的企业将逐渐难以为继，退出市场。但是中国目前往往有来自地方政府、企业债权方等方面的保护性干预延长了企业不必要的生存，影响了市场的优胜劣汰。

　　“资源重新配置优化是度过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必经之路。”卢锋表示， “我不太习惯用‘僵尸企业’的说法，人为确定哪些企业一定要退出，这本身也很难分辨。关键是要把市场纪律建立起来，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当企业在资不抵债、无法生存的时候就自然要退出了。”

　　问题的核心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转型中国时常面对的现实矛盾。卢锋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往往非常突出，政府较好的规划和执行能力能够带来内需的快速增长；但对优势的过度发挥也伴随弊端，政府干预偏多、干预方式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产能过剩、投资项目浪费的部分原因。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容至关重要。”卢锋强调。他同时表示，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不能抽象地一概而论，还需就事论事，如某项基础设施将由政府建设、由地方市场建设，还是政府和市场一起采用PPP方式进行。

　　大规模刺激无需出现

　　通缩风险之下，宏观调控是否应该大受刺激，甚至超常宽松？对于表述为“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2.0版”的政策解读或预期，卢锋认为，不应过度恐惧通缩，将所有的物价下降都看做经济大萧条的表征，实施激进宽松政策，否则很可能事与愿违，造成更困难的经济局面。

　　“‘4万亿2.0版’等大规模刺激决策的可能性非常小，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卢锋表示，4万亿刺激有金融危机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教训，由于透支需求使经济在之后承压。“大规模刺激或许在短期内有效，但很可能导致几年后更困难的局面。”

　　但是可以适度增加稳增长力度。财政预算赤字率从2015年的2.4%提高到2016年的3%，在卢锋看来是必要且可行的。货币政策由于存在资产泡沫因素不便做得过多，而财政政策具备更加积极的潜力，比如中央财政有较大调节空间，财政政策对减少和增加支出的选择使其天然具有结构性。“把扩大的财政赤字用在正确的地方，对宏观经济企稳能够产生作用。但是这显然和4万亿大规模刺激，比如货币放水、十大产业振兴、透支性投资刺激不同。”

　　在卢锋看来，实现“十三五”关键要看战略的执行决心以及政策落地情况。他强调，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基本方针是符合逻辑、有针对性的，坚持正确的政策方针、坚持改革趋向并将其执行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即便是好的决策也难以将情况考虑周全，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大的方向选对了，然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等不得，也急不得，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卢锋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