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1日闭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关键词，2016年如何在供给侧改革方面落子布局备受关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冯煦明为中国经济网撰文指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是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症下药，提出办法，解决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而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匹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而供给结构、生产能力却未能及时调整跟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障碍，引导资本、劳动、创新能力等要素资源配置到需求旺盛、效益更高的部门，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平衡、再匹配创造制度条件。

　　全文如下：

　　每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政府在经济工作领域重要的、具有统领意义的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前一年度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分析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来年经济工作任务。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因而会受到各级政策制定部门和国内外市场参与主体的密切关注。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如果说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是从九个方面阐述“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现状、内外形势、症结进行定位的话；那么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则是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症下药，提出办法，解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而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匹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而供给结构、生产能力却未能及时调整跟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障碍，引导资本、劳动、创新能力等要素资源配置到需求旺盛、效益更高的部门，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平衡、再匹配创造制度条件。

　　具体而言，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提出了五大任务：一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效供给、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简化地概括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这五大任务都是紧密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题展开的。

　　在当前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中的产业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钢铁、化工、房地产等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另一类是以高端制造业、互联网+、文化创意等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传统行业经过本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已处于产能周期的下半段。而新兴行业仍处在产能周期的上半段，方兴未艾。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去产能”，有助于将增量甚至部分存量要素资源从传统行业引导到新兴行业，从而在整体上提高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金融、电价市场化改革等组合拳方式“降成本”，既能减轻传统行业在下行期的负担，帮助其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其轻装上阵。将农民工市民化、住房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去库存”结合起来，一方面在需求侧带动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也能起到增加有效劳动供给的作用。在精准扶贫、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创新、支持创新、提高人力资本、软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补短板”，是供给侧升级的前提保障。最后，防范金融风险是发展和改革的底线，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高杠杆已经成为制约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掣肘，需要采取适当措施“转杠杆”或“去杠杆”。会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这为打破刚性兑付、整顿金融秩序埋下了伏笔。打破刚兑是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在2016年经济工作中的集中体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具体政策可能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方向是打破不合理的制度障碍，引导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为供给和需求的再平衡创造制度条件。

　　为了保障这些任务有效开展，会议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会议基本延续了去年的定调，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作为逆周期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会沿着“减收”和“增支”两条主线开展，更侧重于减收。“减收”的主要思路是结构性减税：一是针对中小企业、特殊行业的减税、减费；二是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减税，取决于金融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营改增改革的进展情况；另外，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也有望降低。在经济下行期，不少企业面临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在主要经济体中仅低于巴西。税负过重不利于企业渡过难关，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企业税负过重与税制体系设计有关、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逆周期调控的问题，单独通过全面减税是难以化解的。“增支”就涉及到扩大赤字规模。2015年的预算赤字率是2.3%，明年预计会提高到2.5%-2.8%之间。当然，如果年中情况发生变化，不排除年终实际执行赤字率突破3%的可能。除了常规性的财政政策之外，积极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还将依赖于“准财政”行为，例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发行专项建设债等。

　　在三期叠加的特殊背景下，货币政策既要通过降准、降息等常规工具保持适度充裕的流动性和社会融资规模，为稳增长创造条件；也要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障碍的地方及时灵活运用结构性工具因势利导，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匹配。预计存款准备金率明年全年会调低400-500个基点；降息也可能出现，但基准利率今后更多的是参考意义。另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会加强配合，特别是在抵押再贷款、地方债置换方面。(作者 冯煦明 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