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行至12月，按照正常节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本月中旬前后召开，确定明年经济的调控基调，并明确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和转型期的关键之年，很多问题和矛盾2015年已经显性化，新产业和新方向也有建树，明年经济的基调如何很值得期待。

　　该人士还表示，几乎没有悬念的是，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热点之一。11月，高层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一说法。

　　明年仍需发力稳增长

　　今年四季度稳增长压力仍未减轻，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9%，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在7%以上增速的悬念被留在了四季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的一年。

　　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发布的报告预计，2015年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9%，较2014年下滑0.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GDP实际增速为6.6%，比2015年进一步下滑0.3个百分点。

　　这一判断得到了一定认同，前述不愿具名人士表示，今年是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清理等下行因素释放的一年，即经济处在探底的过程，而明年经济增长则有可能是见底的一年。

　　在2015腾讯财经年会上，国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今年投资还在持续下行，投资里边最重要就是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在逐渐接近底部。供给侧产能投资有效开展、有效推进，这个就为见底创造条件，市场预期会发生变化。

　　他还提到，新型成长力量有效对冲，传统产业削减腾出空间由新型力量有效抵补，对冲传统产业衰减，更有利于见到底部。

　　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今后5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主要考虑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结合目标与现状，中国经济增长的弹性空间并不算很大，正如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所言：6.5%~7%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实现？我们看淡GDP不是不要GDP，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前述不愿具名人士认为，连续5年的稳中有进大基调不会有太大改变，稳增长在经济目标中的优先次序也需要得到保证。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微博]也判断，2016年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力点还是稳增长和保增长，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往下滑，对“十三五”的执行非常有挑战性。

　　供给侧改革将着墨更多

　　“供给侧改革”是近期的政策热词，它在11月中旬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被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前述不愿具名人士认为，其背后的经济调控新理念应该会在中国年度最高级别经济会议上得到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报告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应当借助经济探底的契机，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寻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并根据该突破口来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寻找改革的可行路径。

　　报告建议，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决策层对经济关注重心也是改革。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被习近平点名的问题包括过剩产能、企业成本和房地产库存等。

　　同在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经济的蓝图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们将很多政策工具组合成两大经济增长引擎，一个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既拉动有效需求，又可以改善民生。

　　“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不再明显，这是供给侧改革被置于前台的另一个原因。王一鸣说，投资边际效应正在明显递减，追根溯源，在市场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发现供给侧供给结构越来越不适宜市场需求侧的变化。“住和行的需求慢慢饱和，需求正在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方向转型，但是我们供给结构还是老的，而且这个结构调整很难。”

　　“我理解供给侧改革，就是让要素再流动起来，让资源从低效率领域转移高效领域，从已经过剩领域转移到更有需求的领域。”王一鸣建议，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过剩产能的退出机制，特别是要能够有效地解决那些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劳动力、土地，甚至银行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让要素和资源重新流动起来、重新再配置，这是很关键的一环。”

　　在明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上，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倾向于“宽财政+稳货币”这对老搭档。习近平也在前述会议上提到，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