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有必要采取反周期稳增长措施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十三五经济实现年均7%左右增长完全有可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业、金融安全和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三大因素确定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必须要达到6.5%以上，并尽量实现7%左右的增长。从中国的产业空间、政策空间、民间储蓄等多重因素看，“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近两年经济形势，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这一轮下行，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所致。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下滑。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林毅夫称，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二孩”政策等。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6.5%以上增速：必要性＋可能性

　　中国证券报：“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下限预期是6.5%。如何评价6.5%这个下限？

　　林毅夫：先从必要性来看，“十三五”期间经济达到6.5%以上的增长是必要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2%，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6.5%就可以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对于这一目标，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因素。有没有可能GDP增长6.5%，靠收入分配往家庭倾斜来实现第二个目标？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经济增速在7%左右的情况下，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不是太好。如果说经济增长率是6.5%，收入分配还要往家庭倾斜的话，企业的盈利状况会更堪忧，这可能造成失业的增加。

　　2014年的就业是相当好的，新增了1322万的城镇就业，超出了去年初预定的目标。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很不好，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可能就关门了，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而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企业的信心，把员工保留着，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要保持较好的就业率，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经营，杠杆率比较高。如果较多的企业倒闭，可能会造成呆坏账数量的增加，影响金融稳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期间经济需要保持6.5%以上，尽量达到7%左右的增长，就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一番目标。

　　从可能性来看，我觉得中国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可能。我们回旋余地大、政策手段多。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前提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政府可以因势利导，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政策角度看，一方面中国政府负债率占GDP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处于最低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大；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率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且准备金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说明货币政策调控还有较大空间。除了政策空间外，中国的民间储蓄率高，占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此外，中国还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购买投资所需的进口设备、原材料等。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的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同样也有很多投资机会，但可能本国政府负债率高，缩小了政策调控空间；或者民间储蓄低，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投资的可能性小；或者外汇储备不足，无法购买更多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等。

　　所以，把我们的回旋余地和政策手段用起来，政府因势利导，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承认外部性与周期性影响

　　中国证券报：从目前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来看，今年经济增速可能在7%左右，明年可能继续下行。您怎么看近两年经济运行态势？

　　林毅夫：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

　　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下滑？国内有两个盛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4万亿投资造成的后遗症；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结构性增长方式导致的经济下滑。总结来看，这两种观点都认为问题来源于中国内部，但我不完全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从2010年到2014年，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以及高收入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经历了经济下滑的过程，与中国相比，他们下滑的幅度相对更高。因此，认为中国的经济下滑是由于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造成的并不客观。

　　我们确实是转型中国家，我们也存在问题，但不能把外部性的问题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慢了，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完全恢复，导致消费增长也慢了，对于外部的进口自然减少，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美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6.8%，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率是-1.8%，这反映了外部周期性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都说成是自己的问题，对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要下决心去改，这样的话我们的政策才会比较客观、比较理性。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两个百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会打上一个大的疑问，国内、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道路的信心都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那么，怎么样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关键的，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反周期措施着力点在投资

　　中国证券报：在外部性、周期性问题的影响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稳定增长？

　　林毅夫：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那在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响之下，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往下滑，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失业问题可能会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时候，企业的盈利令人担忧，经济继续下滑很多企业会倒闭，失业率猛升。第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会爆发。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业有较高的负债率。如果很多企业在同一个时间段关门倒闭，银行坏账高企，迸发系统性的金融安全问题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两个问题出现，任何政府都首先要“救火”稳定社会，那时候很多措施都很难实行，甚至会出现倒退的风险。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对于结构性改革，要分别对待。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实施“二孩”政策等。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来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利用反周期措施来启动投资和消费，着力点应放在投资上。不能只依赖减税来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靠投资创造对过剩投资品的有效需求。

　　目前我们国家过剩产能最严重的部门是投资品部门，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884， -7.00， -0.79%)等，但投资品不能直接作为消费品，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

　　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

　　中国证券报：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引擎的拉动力在减弱，而新的增长动能尚在培育之中。“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林毅夫：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过去中国长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长率，但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应该是3%-3.5%之间，即使恢复比较好的美国也没有恢复到3%，欧洲国家和日本更不用说，增长率在0%-1%之间。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下降了，出口这驾“马车”就慢了。

　　再看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来势汹汹，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更大。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帮助全世界避免了经济大萧条。不过，由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现在大部分项目建成了，可是全球经济还没有恢复正常增长。在这种状况之下，国内投资需求必然下滑。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驾“马车”消费了。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比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这才使中国在这么大的外部冲击周期影响下，还能保持7%或更高的增长。

　　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是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增长的前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单纯消费增长的话，家庭很快就借贷，借贷多了以后就负债累累，危机也会到来。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

　　我所说的投资是指有效投资。国内可进行有效投资的部门还非常多，比如，中低端产品升级中高端品牌，高端制造业研发生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这些不仅产能不会过剩，而且会帮助产业升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投资不会挤占消费。为什么投资没有挤占消费？因为只要是有效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消费相应增长。即消费的增长就是硬收入的增长，只有在收入增长的时候，消费才会增长得快。从1982年-2014年的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投资高于平均值的那几年消费增长也高于平均值，看不出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中国证券报：中国在哪些领域存在有效投资机会？

　　林毅夫：首先，产业升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很多，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2014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多达1.3万亿美元。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国内短缺的，如果中国往这些产业去投资的话，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第二，基础设施。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最好，短期可以稳增长、可以创造就业，长期来讲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已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得到了认可。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时间，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至今走不出经济下行与衰退。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所以，在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时，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发挥出来。

　　经济中高速增长潜力较大

　　中国证券报：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的是技术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产业升级，不断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从现有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利用这个可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小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好几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虽然很少有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和产品，但我国的增长的速度可以将近是美国的4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看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快速增长已经有几年，而是现在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水平。最新的可以用来做比较的数据是2008年，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日本从1951年用跟美国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用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开始，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0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维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轨迹是一样的。如果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可以实现20年8%到9%的经济增长，那么我国从2008年开始也存在着20年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林毅夫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研究范围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主要著作包括《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国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