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 昉

　　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引擎。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顶层设计与人民群众和地方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式，切切实实地推进改革，才能真正获得改革红利。

　　未来要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要靠改革。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制度环境也确实还有很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空间。比如我们有2.7亿的农民工，这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因此这部分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通常40岁以后就陆陆续续返回农村，平时的经济波动也可能迫使他们回乡。如果户籍改革能够把这些人变成城市的永久居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那这部分劳动力供给就会更为稳定，也可以明显地延长人口红利。

　　除了稳定劳动力数量，另外一方面如果劳动者的质量能得到提高，也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长期看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本来就紧张，如果质量也没有提高，不要说延续人口红利，我们想转向创新驱动和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都可能会做不到。所以，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必须从现在就抓起。

　　通常人们认为人口多是经济发展的负担，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有60%至70%的贡献来自于资本积累，而资本之所以能够得到充足的积累，是因为人口抚养比较低，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较多，老龄人口比较少。再加上人口众多，资本的回报率就高，所以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口因素的贡献，即所谓人口红利。

　　当然就业人口多也会带来现实挑战。首先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峻问题。其实很多国家在某一个阶段都有高校扩招的经历，与此同时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一个选择是知难而退，减缓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比如日本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结果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这是日本陷入到“失去的2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永远是缺乏高素质劳动者的。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高校扩张造成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把大学生很好地和雇主匹配起来，或者是很多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充分，一些行业存在垄断因而吸纳就业不足等。克服这些困难，同样必须要靠改革，主张缩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短视的观念。职业教育要发展，但以牺牲通识性的高等教育为代价也是不对的。

　　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渐进式的。未来新型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赞成仍然要继续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但渐进性不是说要拖延，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表、路线图和军令状。具体到户籍制度改革，我们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现在讲到在特大型城市推进户籍改革，确实遇到人口密集、环境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甚至可能有贫民窟等问题，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或许应该特殊施策。但是，要严格界定哪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慎重，不能把这个范围过分扩大。

　　推进新型城镇化可能遇到的难题，不应该成为延缓进行改革的理由。渐进式改革绝不意味着拖延改革，更不意味着不改革。如果大城市的政府没有改革的动力，担心户籍改革会引起更过度的人口流入，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研究、通过实验，去看导致城市病的根源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造成的，还是因为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政府的服务水平不足而导致的？要对症下药，而不要因噎废食。所以可以在实践中去摸索，看到事实以后才能下决心，但是总要有切切实实的推进改革的动作。只有依靠改革，才能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