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对于各方热议的“新常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学部委员李扬表示，提出“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就是新常态。

　　他强调，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逻辑，新常态指向的是兼顾速度、效益、质量、生态、可持续性等多重因素的科学发展方式，指向的是各个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说，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起点。

　　李扬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项目首期毕业典礼上说这番话的。在典礼上，他以《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为题，就如何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挑战、如何正确看待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如何发展中国监管体系等关于新常态与新改革的一系列热点问题与学员展开交流。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全球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部分，可以说，中国经济进入目前这种状态，和全球经济长周期正处于下行阶段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全球经济目前呈现出五方面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陷入“新平庸”。经历了七年多危机的全球经济，目前仍处于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和高风险状况；

　　二是各国宏观经济运行非同步，致使利率水平迥异，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

　　三是各国宏观经济运行均不同程度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两难境地；

　　四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仍；

　　五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应付不了传统的挑战，更难应对非传统挑战。

　　在中国方面，李扬指出，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已经进入新常态。如果把2009、2010的财政刺激视为异常因素而剔除，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降速，这与全球动态完全一致。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除了全球共同因素，还有四个特殊的原因。其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李扬表示，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提高、三产品中缓慢增长。由于二产生产率高于一产，所以，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整体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加快。目前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他指出，国际上普遍规律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明显。所以，服务业比重上升，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下降并引致经济增速下降。

　　其二是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中国的劳动投入也趋于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增速也从过去年均27%的高位回落至目前的12%左右，而且还在下滑。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趋于减弱，科技创新却停滞不前，自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

　　三是创新能力不足。李扬表示，过去三十余年来，中国科技进步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学习，那时，我们可以轻易通过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出口导向、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中，来持续地提高生产率。但目前，中国在一些领域已接近国际科技前沿，已无所可学；在另一些落后领域，则面临日益严密的技术封锁，已经无从学到。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显然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全面转向自主创新，但是，我们的创新步伐显然不快。

　　四是环境约束增强。李扬强调，过去无约束的发展导致的局面就是，当我们开始着手解决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时，中国经济增长函数中会“内生地”增添了环境约束的负要素。

　　在李扬看来，2014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已经全面展开，因此，分析新常态下的经济状况，不能仅限于速度、规模，还须兼顾其他方面。换言之，分析新常态下的经济状况，应当有三个维度：

　　其一是数量、规模维度。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财政收支、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经济运行的数量侧面均如期而下。

　　其二是经济运行结构、效率和质量维度。三次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各种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数据的变化等反应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的侧面，正稳步改善。

　　三是改革进展和增长动力的转换维度。诸如商事制度、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国企国资、民营经济和投资融资等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变化，正在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李扬表示，新常态下，稳增长依然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他强调，至少在中期内，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这正是中央反复强调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深意。

　　但是，鉴于投资是造成产能过剩的第一步，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我们必须以改革的态度研究投什麽、如何投和由谁投的问题，同时，政府应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并在具有外部性。垄断性的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不断提高要素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全面转换政府职能，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关键作用；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深入发展；向生态文明建设要经济增长；以及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保证社会政策为改革与发展“托底”等，均属“引导经济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