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悄然发生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之中。由“潜在”到“现实”，需要持续的制度改进与政策优化，而强化经济增长的韧性，是未来改革与政策长期导向的着力点，也正是政府“有形之手”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破7”，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震动，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减速换挡”的“新常态”已为人们所坦然接受。经济减速不再像以往那样让人焦虑，“保八”或“保七”不再成为阶段性任务目标，缘于经济结构持续改善所带来的增长质量的提升。换言之，中国经济正处于悄然发生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之中。

　　首要的观察指标是就业。对比6、7年前国际金融危机时期GDP增长一度“破7”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无论真实指标还是社会预期，当前的就业形势都相对稳定。虽然在行业结构上冷热不均，但与当年大量企业倒闭与工人失业、异地务工者掀起集体返乡潮的情形相比，已完全是两种局面了。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以往只有在经济景气上升期才能取得的就业稳定，发生在经济景气处在波谷、传统产业持续低迷、物价徘徊在通缩边缘、经济增速重心下移的背景之下。这除了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初步完成，以及人口“刘易斯拐点”正在形成等就业公式的“分母”缩减因素有关，也有“新常态”思路之下政策措施推进得当等主观上的原因。新型城镇化与新兴产业的培育，创造出多种新型就业机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虽然在结构上存在摩擦，但就业总量保持了稳中有增的局面，第三产业就业吸纳力持续增强。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就已完成了全年新增就业目标，这也与人们的直接观感相吻合。

　　变革同时体现在拉动经济增长引擎方面的结构优化，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产业链的过度依赖呈显著弱化之势。从总量数据指标来看，在投资、消费、进出口三者比重中，投资增长继续回落，前三季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增速较上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名义增长，下同)，其中房地产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半年回落2个百分点。前三季，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7.9%，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消费同比增长10.5%，增速有所加快，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消费的持续增长使其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4%，同比提高了9.3个百分点，这样的贡献度增长真可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对比十数年来进出口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许多年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主要源自内需，多年的期盼终于成了现实。消费的贡献度近年一直高过投资，2014年上半年跃升至50%以上。笔者一直认为，最终消费反映的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活跃程度，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而消费又是收入的正函数，消费的增减变动，直接反映了居民收入波动的实际状况。数据显示，前三季我国居民收入同比增长9.2%，显著高于GDP增长速度，与以往多数年份落后于GDP的情形形成对比。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国民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获得感”在增强。

　　投资结构的变化，则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直接体现是，第三产业较一、二产业出现更为迅猛的增长，前三季我国一、二、三产业同比分别增长了3.8%、6%、8.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同比提高了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产业比重失衡的现象得到纠正，这与消费贡献比重提升相印证。第二产业的结构变化反映了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方向，如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贡献度弱化，过剩产能集中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明显下滑，而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水利环保等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分别保持了高速增长。服务业增长中，与互联网相关联的零售、仓储物流等服务业继续迅猛增长，前三季以网上方式实现的销售与服务同比增长达36.2%，反映出社会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生活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与转型。

　　经济增长总量与结构的变化，既是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与进程的直接折射，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韧性特征。经济体量的日益庞大使得数据统计的对比基数不断抬升，减速是增长速度的平滑，是迟早都会发生的趋势性规律，而当前的减速同时有经济景气周期处于波谷阶段的叠加影响，也有转变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动施为因素。

　　增长韧性使中国经济依旧具有巨大增长与回旋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社会总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在城乡、地域、行业、阶层的发展极不平衡，制度与政策层面也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仅以这些年取得巨大成绩的城市公共交通为例，即使在最发达的京、沪、穗、深等城市，地铁、轨交等公共服务与东京、伦敦、纽约、巴黎等城市相比，无论总量不是质量上，还仍有不小的差距。有人曾经计算，按照地区面积与轨交承载度，以2014年末的数据，上海需要将交轨里程扩大8倍，方能赶上东京的水平；而根据国人的直观感受，国内众多热门的铁路、公路线路平时已满载、节假日更是人满为患的现状，反观出城际与地域交通需求方面同样存在巨大的供给缺口等待填补。以上的对比仅只是最直观表面的管窥蠡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以及科技、金融、教育、企业创新、社会公平等方面，都还存在巨大差距，这是国情与基本事实。消弭差距与经济趋同，即是未来增长的新机遇，这是未来经济继续保持较高潜在增长水平的保证，是中国经济的回旋空间所在。

　　而由“潜在”到“现实”，需要的是持续的制度改进与政策优化，而强化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是未来改革与政策长期导向的着力点。制度优化与变革，也正是政府“有形之手”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作者系万联证券研究所负责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