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华：论中国经济应当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赶超路上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先后超越意大利、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到2010年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伴随着高速的追赶进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逐步发生变化，支持高速成长的因素逐步成为制约因素，经济起飞红利渐行渐远，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逐步放慢，已经进入换挡降速、优化结构、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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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判断对于现阶段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提高至2017年的8826美元，目前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长期的粗放式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杠杆、高能耗、高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劳动力、环境资源、土地、资金和汇率等要素成本也大幅提高。过去依靠债务扩张、低劳动力成本、资源和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不可持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因而，我国经济实现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一个重大抉择。这种转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突破发展瓶颈的现实选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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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个因素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一系列制约因素，首要的是转变观念，要由数量优先转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由非均衡发展转到重视结构优化，环境保护，注重社会文明提升，完善社会治理。其次是要转变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到集约型，由要素投入型转到创新驱动型，由外需驱动型转到内需主导型。当前，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看，过去支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在逐渐消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在人口增长的重大转折期来临的背景下，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红利(例如工程师红利)将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技术进步。从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讲求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产品质量的改善。同时加快技术发展也有助于价值链延长和提升，适应全球产业升级趋势。

　　第三，有效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安排能使权、责、利激励相容，使人更积极地投入。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能鼓励创新、促进竞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第四，对外开放质量。自由开放为要素跨区域流动和有效配置提供了途径。通过对外开放，不仅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也可以利用国际上的要素资源以弥补中国禀赋的不足。

　　第五，资源和环境质量。粗放式的增长是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大气污染仍然严峻，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突出。合理的资源使用结构，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图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人民出版社)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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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在宏观政策、区域政策、经济体制等诸多领域作出巨大努力。从具体措施看，要着力抓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平稳。高质量发展需要平稳的经济环境，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质量优先不等于不要速度，合理的速度还是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调整过猛使经济失速，将引发各类风险，高质量发展也无从谈起。这需要一以贯之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平衡、协同，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二，提升人力资本。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6年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为77%和48%，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和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2016年美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为95%和86%)。我国人力资本的质量仍有巨大提升空间，特别是中高级职业教育，还十分落后。从财政投入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自2012年连续超过4%，但较美国的7%仍有差距。需要继续加强教育经费投入，同时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强对基础教育、农村教育的支持，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优化教育结构，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培养大批创新人才，加快培养各类紧缺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政府部门增强社会职能服务就业创业，加强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匹配。

　　第三，以创新驱动增长。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以科研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在我国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需要靠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突破资源能源环境的瓶颈。需要进行基础性研究突破，更好地应用研究成果，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的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加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

　　第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企业必须转变观念，适应新时代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大力发展新经济，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质量优势，提升产业价值链，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推动新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改革把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中要素资源逐步转移，优化配置效率。进一步发展服务业。我国服务业近年来已经壮大，但质量层次仍有待提高，要瞄准国际高标准。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制度良性变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融资结构。

　　第五，保护生态环境，有效利用资源。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降低排放，促进能源清洁化，健全管理机制和跨地区协调，精细管理不搞一刀切。提倡节约高效，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环保产业，研发推广绿色低碳技术。据统计，我国万元GDP能耗2017年降至不足0.6吨标准煤 / 万元，较改革开放之初累计降低77.2%，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成效，但需进一步推进。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定价。

　　第六，通过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协调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把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第七，加快完善体制和政策环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国资管理、深化国企改革，放宽准入，促进竞争。完善鼓励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促进形成鼓励原创、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不必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扭转过去唯GDP论的衡量标准。

　　第八，提高对外开放质量。顺应国际发展新趋势，促进贸易平衡，注重出口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的提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签订和升级自由贸易协定，推动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好新制定的外商投资法，同时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该文发表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人民出版社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