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8月25日，新三板做市商制度正式实施一周年。日前，中国新三板APP、中国网新三板频道联合发布了业界首份“新三板做市商竞争力榜单”，通过分析覆盖面、活跃度、影响力等多个指标，并结合做市企业、专家、PE等投资机构观点，对做市商的做市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以期冀新三板做市商制度的发展完善。

　　图片来源：新三板做市商竞争力榜单

　　中国网财经8月25日讯(记者 张恒 刘小菲)去年的8月25日，新三板开始实施做市商制度，一年来，做市商由开始的42家发展为现在的78家，同时，参与做市的企业也逾700家，占新三板企业数量超过20%。

　　在这份“新三板做市商竞争力榜单”中，齐鲁证券、天风证券、国信证券等十家券商综合做市能力最强。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表示，一年来，做市商在活跃交易、增强市场流通量和平抑股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论从做市商数量，还是做市规模，新三板的做市商制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78家做市商分羹市场 中小券商跑马圈地

　　在新三板首批43家做市企业中，上海证券揽走9家，而经过一年时间发展，做市商的做市业务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中国新三板APP、中国网新三板频道发布的“新三板做市商竞争力榜单”(下称榜单)显示，目前齐鲁证券做市企业数量达到157家，占全部做市企业数量的20%，成为做市覆盖范围最广的做市商，紧随其后的天风证券、国信证券做市企业也均超百家。

　　而在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金额方面，国信证券则分别以6.55亿股和87.34亿元拔得头筹，齐鲁证券、国泰君安、东方证券、天风证券也在这两项指标位居前列。

　　对国信证券的做市成绩，国信证券新三板做市业务部负责人贾超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做了解答。贾超指出，2014年国信证券大部分时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状态，多是与海外资本市场学习交流，“2015年来伴随新三板市场的火热，尤其在各种政策预期的刺激下，国信做市业务迅速扩张，做市能力也随之增加。”

　　榜单中还公布了做市商所做市企业的总市值和总股本，而这两项指标均被武汉的天风证券占据榜首，其做市企业总股本为167.38亿股，做市企业总市值为2051.11亿元。上海证券、广州证券、中山证券在该项数值上也排名靠前。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指标排名居前的多为中型券商。对此，一家做市商负责人对中国网财经表示，出现这样现象原因在于，大型券商得益于介入早，初期得到的库存股较多；中小券商虽然拿到做市资格晚，后来发力，更多体现在数量上跑马圈地。

　　做市商做市投入方面，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市场上78家做市商整体投入约110亿元用于取得库存股，若按1:1配置做市库存股和做市资金，则券商做市总投入大约在220亿元。这一投入与目前新三板做市企业逾5000亿元的市值相比，比重甚少。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做市业务负责人向中国网财经透露，做市商的做市投入都低于对外宣传的数量。

　　做市企业受益 高成长性行业更受青睐

　　做市商制度引入新三板一年来，做市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样不容小觑：从刚开始的43家到目前的超过700家。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表示，做市商制度大大提升了新三板的流动性，对挂牌企业在估值方面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同时也维护了股票价格的稳定，提升投资活动安全性。

　　同时，企业通过做市所获得的好处不仅仅局限在二级市场，这一行为所附带的其他隐性收益是做市商制度给企业带来的另一项福利。

　　拥有10家做市商的维珍创意总经理高利军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称：“挂牌企业做市要放开思路，逐渐引进更多的股东，从而体现公司的公允价值；同时交易活跃以后，包括融资、加入做市指数，甚至以后进入分层、公募基金推出新三板指数基金等等，这对公司未来融资、并购等都有很大好处。”

　　红豆杉董事长龚新度对中国网财经表示，做市交易不仅有利于企业通过市场定价发现自身价值，同时还增加了流动性，股票交易活跃度进一步增加；铜牛信息董秘刘毅也在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市交易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拓宽了投融资渠道，还为公司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并且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

　　新三板作为“把服务小微企业作为首要任务”的资本市场，做市商制度使得很多更具成长性的企业被挖掘出来。

　　天风证券场外市场部总经理王聪向中国网财经透露，天风证券在选取做市企业时，优先考虑“两高六新”行业，即“成长性高、科技含量高”和“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同时，信息科技、生物与新医药行业的拟做市标的，净利润和营业收入指标可适当放宽，但必须具备更加显著的成长性。

　　做市商制度需要“鲶鱼效应” 扩容诉求强烈

　　目前，新三板做市企业中拥有10以上做市商的企业共20家，其中联讯证券以拥有23家做市商冠领700余家做市企业；另一方面，有超过500家做市企业的做市商不到5家，这与做市商制度相当成熟的美国纳斯达克，每家做市企业平均拥有12家做市商的水平相距甚远。

　　二级市场方面，新三板正遭遇流通性困局。8月24日，新三板全市场共计成交6.18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4.3亿元，这一成交额与今年4月的52.3亿元的成交峰值相比，缩水逾8倍。

　　在此背景之下，业内普遍认为扩容做市商，让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做市是缓解新三板流通性困局的方法之一。

　　作为新三板投资领域的“怪客”，天星资本正准备挂牌新三板，其总裁王骏在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做市商牌照年底会向PE/VC、公募基金等放开，允许大资金入场，流动性会随之增强；王骏还称核心政策落地之后，资金进来还会需要一个过程，但那时将会是市场最火爆的时候。

　　新鼎资本董事长、“啃哥”张驰也对中国网财经表示，新三板做市商制度需要“鲶鱼效应”，当PE/VC等投资机构获得做市牌照时，可以带动整个市场的活跃度，甚至会续演今年三四月份的火热行情，并且挤走目前已有的一些不活跃的做市商。

　　贺强则认为，降低做市商准入门槛，一方面有利于活跃市场，但另一方面门槛的降低会导致很多资质一般的机构成为做市商，通过炒作股价来博取高额差价的现象或会更多。

　　制度建设需紧跟市场 政策引导应具持续性

　　做市商制度引入中国新三板的时间比美国纳斯达克晚了近半个世纪，但这并不是该制度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于1990年12月的原“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曾经试行做市商制度，由于是在市场规则极不规范的环境下运行，做市商制度名存实亡，该系统后来停止运行，做市商制度未能坚持下来。

　　“对于每个阶段市场所呈现的不同态势，在制度建设上应该予以相应的完善，”贾超表示，新三板一方面被称作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石，同时被认为是注册制的试验田，相关制度建设在学习外部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根据自身市场发展的实际状态所有变化。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中国网财经表示，巨大的包容性是新三板最大的优势和生命力所在。董登新同时称，巨大的包容性意味着高风险，就制度而言，对于做市商非常宽松，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做市商本身职能的发挥应该受到考问。

　　在6月份以来的大跌中，很多新三板的做市商大量高位抛售库存股票，这种做法被认为既是对挂牌企业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整个做市商群体公信力的打击。对此，董登新认为，创新的同时监管需要相应跟进，尤其是对证券中介的监管，对主办券商和做市商的监管应该纳入一线监管范畴。

　　广州证券做市商业务部总经理常远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同样表示，做市商的行为一定要纳入监管，并且力度应该加强，但需要符合市场化的逻辑。

　　除了对做市商的监管以外，监管层在相关政策颁布上也受到讨论。

　　新三板在今年三到四月份经历了自挂牌以来最火热的行情，不少做市商从中获利不薄。随后行情每况愈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A股大跌外，分层管理、竞价交易、投资门槛降低等相关政策预期迟迟不落地，被外界认为是助跌新三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上述现象，常远表示，一方面，政策具有极强的引导力，另一方面，市场各个主体对政策也具有极高的敏感度，间接对市场影响很大，监管层应该在搭起政策框架的基础之上进行完善与修订，并最终将权力赋予市场，市场会自我修复与调节。但监管的必要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