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利益博弈把握宏观调控政治经济学

　　《经济参考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已经形成了多方的利益主体。正如您刚刚所说，其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利益博弈关系，如何平衡二者之间利益关系对于宏观调控效果至关重要。

　　张晓晶：是的。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也在发生变化。三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但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显性化了。宏观调控需要承认这种利益博弈，特别是要了解，一项调控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并且，调控政策出台后，宏观调控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这就是宏观调控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参考报》：那么，要保证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能够被认真贯彻执行，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问题？

　　张晓晶：首先，承认各利益主体的能动性，谨防政策超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多方利益主体，其中包括地方（政府），也包括市场。有了这样的博弈思维，在面临宏观决策时就会对于地方和市场的行为有一个预判：即中央不动，地方可能会动；政府不动，市场可能会动。有时候，即便中央政府不那么着急，由地方或由市场的正常反应，也可能会把事情做好。而如果决策部门过于紧张，政策频频出台，到了地方或市场再做出反馈，有可能因反应过度而出现政策超调了。

　　其次，利益博弈对宏观调控决策形成的影响。宏观调控一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扩张，一个是紧缩。扩张的时候，就会涉及到哪些部门行业或人群会受益；而紧缩的时候，就会涉及到哪些部门行业或人群会受损。因此，无论扩张还是收缩，都会有人来游说。事实上，最不易得到保护的往往是普通百姓的利益，普通百姓的声音总是较弱的。这也是宏观调控时要格外注意的方面，应将提高百姓福祉作为宏观调控的出发点。

　　第三，宏观调控执行过程中的中央地方角色。在市场经济中，中央地方关系可以概括为双向代理：地方政府代理中央政府，实行对本地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地方政府代理本地区的非政府主体，执行中央的决定，争取中央支持，以实现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地方政府必须完成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因为各类经济指标的执行情况将直接作为地方政绩的考核标准，决定地方领导者今后的晋升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在拥有相当数量的可支配资源和微观决策权之后，逐渐显露出其独特的经济利益，已不再是被动贯彻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附属组织。博弈于是产生。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不像过去那样不折不扣了，而是根据自己利益和偏好有选择、有偏差地予以执行，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中央的政策进行本位主义的“创新”：或者截留中央政策，只选择对本地有利的政策，所谓“结合本地实际执行中央政策”；或者曲解中央政策，所谓“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或者采用各种办法突破中央的限制，所谓“用改革精神对待中央政策”；或者对中央的规定不理不睬，所谓“遇到红灯绕着走”。如此一来，宏观调控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就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调整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比如前面提到的不以GDP论英雄），通过制度化、法制化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等等，使得政令畅通、宏观调控更有效。

　　总之，把握宏观调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新常态的宏观调控应具有博弈思维，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须冷静观察，谨慎从事，思考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和他们的可能反应，在加深对宏观调控微观基础与运作机制理解的前提下，尽量做到调控政策的“公允”与“有效”，防止被某个利益集团所“绑架”。

　　尊重“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不能包打天下

　　《经济参考报》：在中国，我们一直在强调宏观调控的职能，但是对于宏观调控的范围始终没有说得很清楚，这就造成了对宏观调控的过度依赖和泛化，您认为，宏观调控范围应该包括什么？

　　张晓晶：根据最权威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宏观调控如此多的目标，政策手段也要一样多才行。考虑到中国尚处在转型、发展与剧烈的结构变迁之中，加上目前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手段不健全，宏观调控的泛化就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