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经济异质性与增长非均衡

　　重视结构性调控

　　《经济参考报》：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异质性强以及增长的非均衡，这就使得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您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有哪些？

　　张晓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归纳起来，一个是体制结构，涉及到国有与非国有、体制转型与双轨过渡、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另一个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等。

　　不同的结构问题会形成不同的结构性调控思路。对于体制结构问题，鉴于经济转型还未完成，存在着双轨过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双轨调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调控与市场化调控并用。经济结构问题的存在，使得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并重，有明显行政性干预色彩和结构性调控特点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平衡财政等政策，均为促进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问题会逐步减弱，但经济结构问题却仍会长期存在。因此，结构性调控仍然不可少。所以，坚持结构性调控将是宏观调控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确立调控新指挥棒重启地方竞争

　　《经济参考报》：2015年初各地纷纷下调GDP目标。这表明“不以GDP论英雄”的宏观调控新指挥棒起了作用。不过，和下调GDP同时出现的还有其它一些现象，就是地方不作为。这也是当前许多稳增长项目无法落地的重要原因，您认为，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张晓晶：从一定意义上讲，下调GDP是一大进步。因为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才是关键，关注社会发展、环境生态才更显重要。

　　之所以会出现地方不作为，究其原因，一是取消“唯GDP”，往往被地方上作消极层面的理解，即不要增长了；二是处在当前中央反腐高压的形势下，地方上变得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观望或不作为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常态”；三是改革的推进使得各种利益格局处在调整之中，而相关改革实施方案又不十分明晰，在此情况下，地方更多的是选择一种观望态度；四是中央、地方权责不清、激励不相容。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地方竞争的原有动力在逐步消失，地方的活力也因此而大大减弱。由此，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还不是要不要GDP的问题，关键在于，如果地方竞争不以GDP为指挥棒，还可以有什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有什么可以代替GDP的指挥棒作用？

　　张晓晶：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地方竞争应从竞争GDP转向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弱化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机制，而将地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

　　“不以GDP论英雄”的新指挥棒只是指明了竞争的方向，但还没有提供竞争的激励。因此，重启地方竞争，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做文章，关键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

　　地方上没有动力去做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与没有财力和缺乏自主权有关。这是由中央地方权责不清或者权责划分不合理造成的。为此，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扩大地方立法权，使之能够酌情处置地方事宜。二是中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集中其财力的使用方向，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也相应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亦要集中其财力使用方向，从而事实上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允许地方政府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开征部分地方性税种。四是推进消费税改革，在征收上从生产环节后移到零售环节，并改由地方征收。这样，地方将有激励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消费。五是提高地方在增值税中的分成比例。目前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三比一，可否考虑调整为五五分成，从而扩大地方财权、激发地方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