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10月10日讯 (记者 曹慧敏) 今年5月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和争议。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中国网财经频道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对经济增长适度下滑保持“平常心态”，而是加大创新战略实施力度、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梅新育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速下滑、主要竞争对手增速下滑的情况下，我们对本国经济增速适度下滑应保持平常心态，但要维持必要时重启加速增长的能力，不能自废武功。

　　经济“新常态”离不开处理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关系，对中国此前经济增长特点的普遍诟病是投资率过高、对出口依赖过高、内需(特别是消费)不足，但梅新育认为，这些批评是存在问题的。

　　关于投资率，梅新育指出，在实践中，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不是建立在持续的旺盛投资基础之上。我们要努力减少投资中的浪费，提高投资效益，采用技改投资补贴等更加精准的投资激励政策工具，但不能与削弱投资动员能力的歧途混为一谈。

　　过去10年我国投资率超高，大部分年份在40%左右，但这种高投资率有其背景，因为在这10年里全球经济增长较快，中国的GDP更是从排行第八跃升到第二。在这个外部市场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如果没有国内高投资的推动，中国的产业和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绝对不可能膨胀得这么快。其实在这10年里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也很快，只是投资更快，显得消费增长相对慢了，如果没有高投资，我们在全球产业中占不到现在这么大的份额，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实际生活质量、收入水平也不会提高这么快，这是相辅相成的。现在全球市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而中国经济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很大了，这种情况下，不用刻意强调，投资率也会自己降下来。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强调降低投资率，结果可能会消磨掉我们自己经济增长的后劲。

　　关于出口依存度问题，梅新育认为，过去几年，在“全球经济失衡”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颇有人认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多，这是印度经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甚至被中国某些学者用作论据抨击中国经济社会的“缺陷”。然而，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这些人所称道的印度经济模式内需主导、高消费率、低投资率等特点恰恰是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缺陷的根源，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持续的货物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本身就潜藏着经济与货币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而国民储蓄和投资永远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对印度经济模式内需主导等特征的推崇、对中国贸易顺差负面作用的过度抨击不过是陷入了国际清偿能力高增长时期流行的片面认识误区。

　　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的很多产业不是一开始就面向全球市场来建立，那么我们的经济潜能就不能得到激发，巨大的产能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如中国的玩具占到全世界7成，纺织服装2013年占全球市场的36%，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2013年中国手机产量占全世界81%，装备工业产出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梅新育指出，这样的规模天然要求面向全球市场，而且我们的企业规模做到这么大，必然要求市场全球化，来平抑收入可能存在的波动。

　　现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两位数增长率的时间已经告一段落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产业如果不能在增长率较高的市场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就意味着我们的产业在全球产业中的“江湖地位”下降。

　　梅新育认为，过去中国的竞争对手采取了一些自废武功的做法。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流行制造业是夕阳产业之类理论，片面主张大力发展服务业，不少国家采纳了这一观点，主动“去工业化”，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发展。

　　现在中国会不会重蹈上述自废武功的做法呢，梅新育认为是可能的，现在社会对外贸出口的认识，对投资的认识，以及对某些新兴产业的认识存在偏差，还有对福利的要求，对外援的非议，等等，也都形成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

　　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现在都处于比较温和的状态，消费在温和增长，经济减速，但就业反而还在改善，外贸现在也是温和的增长。梅新育指出，我们在本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外贸年增长率都超过30%，有几年甚至超过40%，那种情形不能长久维持。比如说以前我们只占全球外贸总量的1%，那样的超高增长可以维持；但现在我们占了30%，要继续维持这样超高增长已经很难了。但是考虑到要“防范被赶超”的需要，我们需要保留在必要时候能强力启动的能力；我们不能自己废掉这种能力，哪怕是备而不用，也不能废掉。（中国网财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