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村“两委”(村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换届选举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西燕镇江卢村，村党支部书记李高能正在为换届选举发愁。

　　这个有6000人的村子，全村选举人口约4000人，外出务工人员超过三分之一，但是，村里寻找一些稍具文化水平、年龄适中、头脑灵活，有能力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后备干部”，却较难找到各项条件都很合适的人选。

　　“一位30多岁的村民是党员，曾就读于一家师范专科学校，我们希望他能成村级‘后备干部’，以便在换届选举中当选，却被拒绝。”李高能说，“另一名村委会干部，也是村里养猪创业大户，致富能手，2011年直接辞职，不愿当村干部。”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西、贵州、广东一些农村地区采访了解到，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不少村屯村“两委”干部年龄老化，村级“后备干部”匮乏，村干部失去了吸引力，一些地区发展党员遇到困难。

　　村干部后继乏人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部分农村也遇到村干部“接班人”难找的问题。

　　拉烈乡加红村村委会副主任黄启权说，加红村1名村委会主任和2名副主任都59岁了，今年换届选举计划退出，他们找到2名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接班人”。“经村干部不断动员，终于找到2名‘接班人’，但他们至今仍犹豫不定。一旦2人拒绝，村干部将不知如何处理。”黄启权说。这2人都是“90后”，即便他们当选为村“两委”干部，一旦中途离职，村里将首次出现补选情况。

　　在贵州凯里市、黄平县、丹寨县、从江县等部分地区，村干部后继乏人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村支书、村主任大多在40岁以上，有个村的专职委员已经70岁了，还在村里担任职务。本来还有一个20多岁的本科生，前段时间也辞职了。由于有一定文化的村民多外出打工，发展党员存在很大的困难。全乡8400多人中，每年仅能发展党员20多人。

　　在广东的欠发达地区粤东西北，农村干部队伍年龄老化、能力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困难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受访的基层干部反映，目前农村留守的都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朝气蓬勃、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导致相当一部分村支部老党员多，年轻党员少，党组织吸收新鲜血液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难，有的村党组织连找到合适的党员发展对象都困难，村干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以2011年发生过连续大规模上访事件的广东陆丰市乌坎村为例，该村人口约1.3万人，平时有近3000名青壮年在外打工、经商。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说：“乌坎这么多人，能当好村干部的合格党员很少。100多位党员，一部分年纪很大，有的话都说不出，路都走不动；一部分是新吸收的学生、复员军人以及教师，都非常年轻；35岁到50岁的‘中坚力量’几乎空白。”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分析，在一部分富裕农村，特别是土地价值高、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村干部不少人“抢着做”；而在那些不富裕的、缺乏资源的农村地区，确实出现了村干部“没人愿意做”的现象。

　　受访的一些基层干部说，村“两委”干部需要在群众中比较具有威信，一些经济能人、“领头雁”威信高，但他们大多不愿意加入到村干部的队伍中来，而那些愿意成为村级“后备干部”的村民，其威信或文化程度却达不到要求。有一定文化素质、头脑灵活的村民多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很少能达到党员要求，在农村发展党员较为困难。

　　村干部难当渐失吸引力

　　除了外出打工导致的村干部“后备人才”流失，《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职待遇低、压力任务重、退休保障弱、上升空间小”也是让村干部失去吸引力，后继乏人的重要原因。

　　在待遇方面，近年来，劳务收入水平持续增长，欠发达农村地区又缺乏集体经济，村干部收入相对外出打工明显偏低。

　　黄启权说，当地农村干部的补贴由基础补贴和绩效奖励两部分构成，加起来月收入600至900多元不等，而外出务工收入可达三四千元。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基层办”)主任黄芳敏说，在当地三只羊乡，近年来共有6名村“两委”干部辞职外出务工。

　　贵州省黄平县野洞河镇仁里村68岁的老村支书丁世贵介绍，由于住户分散、事务多，村支书、村主任和会计基本天天都在忙村里的工作，连自家的农活都顾不上，而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一年“随便能挣三五万元”，他们不愿呆在村里。

　　与广东珠三角地区相比，粤东西北不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收入来源少，村干部靠上级补助过日子。虽然近年来村级干部的福利待遇逐年提升，但总的来说还比较低，不少农村村干部每月工资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远不如在珠三角打工经商，以致村内“能人”宁愿外出打工经商，也不愿当村干部。

　　在工作方面，部分村干部反映工作任务重，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基层干部表示，随着改革的深入，要求基层干部逐步从“管理型干部”向“服务型干部”转变，对基层干部的自身素质要求提高，部分村干部自感压力大，选择辞职不干。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广西一名乡镇组织委员告诉记者，近年来，包括林改、低保等各项工作都需要村委会干部具体实施，需准备各种材料，村干部任务非常重。“比如，如今推进村级规范化建设，不少村干部完全不懂电脑，可实际工作中，却需使用电脑输入各种材料，这让村干部感觉困难重重。”

　　贵州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当前农村存在一些矛盾，面对农村低保、救济救助、计划生育等方方面面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加上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上报材料等，还要做群众工作，有的地方到县城开一次会就需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工作量太大。

　　在保障方面，村干部“卸任”后缺乏收入等保障。粤东西北农村地区，受访村干部的养老保险大多数靠自己掏钱购买。部分村干部自嘲说：“在职时像五保户，退休了不如低保户。”

　　广西、贵州一些受访村干部表示，做村干部收入不高且不能培养出一技之长，年龄偏大后又错过了外出打工的“黄金期”，后续生活会更为紧张。都安瑶族自治县拉烈乡加红村村委会副主任覃宝贝说，在西部农村，一些村“两委”干部为村民服务多年后落选，而此时年岁已大，无法外出务工，这也是一些青壮年村民不愿加入村“两委”班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升空间方面，广东省湛江市委党校教师肖任近期在当地调研发现，湛江每年从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中招考公务员或事业干部的指标少之又少，一年几个名额对全市近千名书记主任来说等同于“杯水车薪”，很难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

　　“目前，我国的自治体干部和国家干部之间，还没有打通‘管道’，村干部上升空间小，吸引力不大。”党国英对本刊记者说，“部分地区，村干部‘美誉度’不佳，村里的‘能人’能赚钱，为什么要做村干部？”

　　盼多措并举稳定村干部队伍

　　多位受访农村基层干部反映，村“两委”在落实党和政府政策及农村自治管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央各项政策的“终端执行人”，当前应采取各项措施，吸引更多“领头雁”加入村“两委”班子，避免各项工作“最后一公里”遇到障碍。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部分地区村“两委”干部补贴，并考虑提高养老待遇。可以采取考核补贴的方法，对于能够完成任务、获得村民认可的村干部，给予奖励性补贴，并通过提高社保和养老保险补贴等制度，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广西上林县从今年1月开始将在职全额补贴村干部待遇每月增加300元，半额补贴的村干部待遇每月提高550元，一些合适的村级“后备干部”加入村“两委”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基层干部建议，大学生村官熟悉计算机操作，有利于推动农村工作的信息化，也能为农村带来新思想、新探索，应加大这一政策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在更广泛利用大学生队伍的同时，应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以增加农村干部岗位的吸引力。

　　从2012年开始，广东省注重在农村致富能手、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复员退伍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的党员中选拔思想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优秀党员作为村党组织书记，鼓励优秀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回原籍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探索村党组织书记跨村交流任职，采用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富村带穷村的办法建立联合党组织，择优选拔村党组织书记。

　　近年来，广东对部分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进行“人才扶贫”，加强对口帮扶村“两委”班子建设。珠海在对口帮扶揭阳扶贫开发工作中，安排专项资金，帮助揭阳近百个贫困村各选聘一名大学生村官，为村“两委”输送新生力量；鼓励驻村干部把党组织关系转到贫困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设法解决好一些村班子不健全、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给当地党员干部输入现代管理理念。

　　也有基层干部呼吁，当前不少政府职能都安排给村干部来完成，应为村委会干部“减负”，防止“过度使用”降低村干部工作积极性。

　　党国英说：“要解决村干部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上升通道问题，同时整顿干部作风，提升村干部美誉度，让更多‘能人’愿意为村里服务。”

　　广西上林县基层办主任蒙绍峰说，一些村干部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但理论水平有限，很难通过正规公务员考试进入乡镇政府工作，如果能允许部分达到一定条件的村干部“直通”进入公务员队伍，将吸引更多有一定文化和致富带动能力的村民进入村干部队伍中。

　　党国英认为，随着城镇化进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民拥有了很大的自由，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这些农村地区的公共事务，可通过乡村行政服务中心、下派挂职干部等推动完成，不一定全部依靠本村本地能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