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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天下白”——定窑瓷器(2)

  • 发布时间:2014-12-17 10:27: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韩立森  责任编辑:刘波
定窑瓷器的造型很丰富,除祭器、玩具和佛事用具等外,大量的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盘、杯、碟、盏、盒、洗、壶、罐、瓶、枕、炉等。定窑的高端产品造型精美,有枕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县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划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达60.9厘米,通体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莲瓣纹,上腹部刻缠枝菊纹,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莲瓣,堪称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层次明快、饱满、优美,有浅浮雕之立体感,是国宝级的文物之一。定窑最精美著名的产品当属白釉孩儿枕,两岸故宫均有收藏。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及“新官”字款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可见定窑之美也受到了官家的喜爱。

  乾隆皇帝开创康乾盛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喜欢艺术收藏的帝王,在位期间共刊印《御制诗集》五部,也做了大量咏瓷诗,有的诗皇帝会旨令宫廷匠师将其镌刻在器物上,部分流传至今。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其喜爱。孩儿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三件,故宫博物院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造型如出一辙。此藏品深得乾隆帝的厚爱,在其咏定瓷的诗中,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仅有台北故宫一件外底上刻有《咏定窑睡孩儿枕》御制诗:“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签劳”(《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诗四集·卷13·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咏定瓷的诗计存有三十二首,可见其对定瓷之美也很钟情。

  

图六:首都博物馆藏定窑白釉刻划葵口碗

  考古定窑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对定窑进行了考察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对定窑窑址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对定窑进行了初步分期。80年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对定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公布。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从城市、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对定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层的堆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试掘了420平方米,清理灰坑5处,残窑1座,残墙2堵和瓷泥槽2处,共出土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与窑具26件,铜钱67枚。此外,调查中还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时期的遗物35件(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08期,394-412页)。

  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分别对北镇村和涧磁村北涧磁岭的3个地点以及燕川村、野北村窑址区的4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了将近2000平方米,出土上万件器物。这次发掘的报告虽然尚未发表,但有些基本的信息可从年鉴上窥见一斑,具体的发掘情况如下:1985年在北镇村发掘450平方米。本年的发掘出土的主要是唐代的器物,应该是定窑最早的遗存,在晚期的地层中还出土有印模。1986年集中在涧磁岭发掘,共开5×5的探方9个,后发现窑炉、作坊遗迹后扩方,最终发掘面积达到900多平方米。这次发掘的收获十分丰富,清理了窑炉、作坊、碾槽等遗迹,出土了从唐、五代到金代的大批遗物,现在这处遗迹已修建了保护展示棚即“定窑遗址博物馆”;1987年,发掘集中在燕川、野北窑区,位于灵山镇之西,距涧磁村窑区约10公里,发掘共分三个地点,发掘面积425平方米,清理窑炉一座,出土有金元时期的器物,其中带有“尚食局”款的金代器物,遗存均应为金元时期。(刘世枢《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90-9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12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世枢“涧磁村定窑遗址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261-2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图七:枝江博物馆藏宋定窑镶银扣盖钵

  此后,在基本建设等过程中又抢救性清理了部分遗存和墓葬,大致为:1988年,涧磁村在修建硫酸铝厂时出土了大量的金代器物,文物部门调查收集了部分遗物,其中也有一些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使人们初步了解的金代贡御器物的面貌;1991年,为配合从遗址区通过的村际公路的修建,清理了2座五代时期的窑炉,印证了早年调查发现的一座五代窑炉的形制,证明其是以柴为燃料的窑炉;1997年,麦收季节,在涧磁岭向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被盗,但盗墓贼尚未挖到器物,定窑遗址保管所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并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此墓的棺床在墓葬北部,棺床东部、西部的局部地区遭到盗挖,棺床前部右侧的区域末被盗挖,而庆幸的是恰在此区域出土了36件晚唐时期至为精美的定瓷,包括2件三彩器,其中一件塔式罐,高约60-70厘米,一把绿釉凤首壶;还有一把白釉凤首壶,两件白釉塔式罐,另有茶碾、耳杯1件等。这批器物成为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的标志性产品;2002年,为修建定窑遗址博物馆,在棚的柱基部位清理出带“官”字款的3件粉盒,及精美的刻花和印花瓷片,疑为一座土坑墓的随葬品;2005年,建设保护棚时,在遗址西侧挖地基时清理了1座北宋后期窑炉,此窑炉现在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2页)

  

图八:大英博物馆藏宋定窑镶银口刻花碗

  曲阳涧磁定窑遗址

  定窑创烧于何时,是隋代或唐初,还是唐中晚期,是官窑,还是民窑,贡御时间有多长,工艺的改进和创新情况,元代定窑的概貌,时至新世纪尚无确切的定论,为了解决这些学术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9秋冬之季,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在4个地点布方21个,加上遇到遗迹进行的扩方面积,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揭开了定窑的历史谜团,因此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自中晚唐到金末,定窑一直盛烧,到元代继续烧造。因此文化层很厚、很丰富,从2、3米到8、9米不等。其中以往从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层的清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金代的文化层普遍很厚,出土物丰富,说明金代是定窑瓷器烧造历史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时期,但是,器物的质量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

  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我们在不同发掘地点的8、9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以往关于定窑的创烧时间有初唐和隋代说,都还缺少考古依据。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等地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可知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较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

  

图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定窑镶银口印花龙纹盘

  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盘等。宋金时宫中设立六尚局为宫中服务,“尚食局”“尚药局”是其中的两个,“东宫”则是当时太子的宫殿,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这些带款识的器物多为贡御的器物,考古发现生产这类器物的地点在定窑遗址中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也还同时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这种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官用的精致产品,同时其还从事商品生产的体制(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

  北宋中期以后,窑炉燃料用煤,火膛发现有烧过的煤渣,定窑同时也是北方地区最早采用煤为燃料烧瓷的窑场,印证了定窑创新了烧制工艺,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努力克服烧成中器物变形的问题,所以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的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06期,24-31页)。在定窑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支圈,特别是在涧西区和燕川区,有堆积如山的支圈窑业堆积。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998年,1-9页),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并代表着一项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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