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北京地铁的首个反逼婚广告，希望能用“一平方米的面积”影响中国。“剩女”这类刻板印象是全世界女性都渴望摒弃的陈词滥调。

　　看到米果设计的反逼婚广告，妈妈一手给她众筹钱，一手戳着桌子，指责她大逆不道：“你做这种事情，小心被雷劈，过年时别让亲戚知道，会被骂死的！”

　　面试了30位相亲对象的吴文说：“一切信息都是条件，你发现一个人变成了贴着二维码的商品。”

　　26岁来了。吴文的焦虑跟着奔袭而来，“你突然发现，你再也不能称自己20出头了。”从那一天起，结婚是她最重要的主题。

　　逼婚的魔咒砸在米果头上时，她也是26岁。母亲火急火燎地盘查身边每一个适龄男性，仿佛女儿是一件急于出手的、眼看要积压的商品。

　　两个女孩同时提到26岁的重大意义。此前的吴文和米果一直符合“好孩子”的定义——聪明、乖巧、成绩优异。26岁是一条华丽丽的分割线。

　　教育部在2007年把“剩女”列入汉语新词，广义指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最近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5岁。26岁夹在两者之间，进一步是符合传统规训的大好青年，退一步是众人眼里的社会异类。

　　民政部门的数据勾勒出的现实里，接近两亿单身人士分散在人群中，一位去过相亲角的外国人一脸迷茫：“中国的失踪人口多到要集中发寻人启事吗？”

　　今年春节前，北京的地铁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反逼婚广告，“单身也可以很幸福”的广告词，更像一种时代的“她宣言”。

　　一个视频网站引进的韩剧《太阳的后裔》，“讲一个35岁的‘剩女’寻找旗鼓相当爱情”，火得一塌糊涂，更新到第八集时，点击就过了8亿，一个月会费收入2.5亿元。有人分析，“老套的灰姑娘故事过气了，‘剩女’的故事正在一寸寸侵占屏幕。”

　　与《太阳的后裔》争夺屏幕的，还有英国驻华大使馆推出的“做你自己”秒拍视频，一个外国姑娘对着镜头表示，中国人应该把“剩女”这样的词，扔进历史垃圾堆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人生有很多种，单身也可以很幸福。”

　　在中国广告史上，无人能忽视这张1米宽、1.2米高的首个反逼婚广告。

　　在北京最繁忙的交通枢纽、日客流量10万、广告价格最高的东直门地铁站，春节前夕，出现了这样一幅海报：海报上的圆脸娃娃笑眯眯地抱着硕大的爱心，爱心里是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人生有很多种，单身也可以很幸福。”

　　反逼婚联盟决定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铁站登广告之前，拿着计算器和手表记录人流量，算出最优性价比，他们希望拿众筹3.8万元买的“一平方米面积”影响中国。

　　这一群因为相似遭遇而集结起来的天南海北的网友，由最初的几位“元老”扩展到101位成员。

　　米果是核心成员之一，也是海报的设计者，今年31岁。

　　春节到来之前，她感受到互联网上对抗逼婚的策略层出不穷。在网上搜索如何应对逼婚，首页会出现步骤详细的百度经验，有人总结出推卸责任法、阳奉阴违法、抱头痛哭法、压力过大头晕法、假装失恋法和给妈塞钱法；还有人教大家反问父母，今年股票涨了吗？

　　这种逼婚之痛，米果深有体会。

　　26岁时，米果的妈妈像感知力敏锐的刑警，排查她周围的一切男性朋友。每一个来家里做客的异性都会被查户口；她办画展时，母亲在一旁注意着来捧场的“哥们”；旁敲侧击地询问米果最亲密的朋友，“她有没有交男朋友？”

　　她一个接一个地为女儿物色身边的男性，到后来干脆不管对方长什么样，只要门当户对就往米果眼前推，告诉她“你随便看一个得了”。

　　米果暴怒，拍桌而起，吼道“你女儿又不是种猪！”

　　如果被“骗”到一个饭局，发现对面坐着不认识的男生和他的家人，“我要么掀桌子、要么摔门走人，让父母脸面无存。”米果瘦弱的胳膊挥舞着，咬字用力。

　　可是父母始终认为年龄是女儿头顶的紧箍，他们期盼米果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小时候循规蹈矩不要早恋以免未来贬值，大学毕业后赶快嫁人不要节外生枝，结完婚抓紧把孩子生了，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女人的使命了”。

　　女性的生育年龄是父母最后一道防线。妈妈不止一次跟米果说，“你都28了，再不生就生不出来了。”

　　这一次，米果要把想对妈妈说的一番话，变成对天下妈妈说的话。于是有了这个一封信的反逼婚海报。

　　素面朝天的米果说，因为做了这份海报，这是31年里，她过得最有意义的春节。

　　“为什么今年春节大家对于逼婚反弹这么厉害？在中西方的文化里，中国是家族本位的，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现在好多人慢慢有了个人本位的想法。把个人的快乐放在首位，而不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要服从和牺牲掉个人的快乐。”社会学家李银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在熙熙攘攘的东直门地铁站，一场拉锯战在展开。距离反逼婚广告100米之外，某家婚恋网站的工作人员常年守在那里，拿着宣传单，向来往行人兜售产品。

　　2014年春节，某婚恋网站的视频引起震动：一个年轻姑娘每次面对年迈的外婆时，外婆总在重复着一句话：“结婚了吧？”几次问询后，姑娘开始痛下决心“我不能再慢慢挑了”，选择求助这个婚恋网站。最后一幕中，外婆插着鼻管躺在病床上，姑娘则身披白纱，和一位男士走到外婆的病床前说：“外婆，我结婚啦！”

　　“我结婚啦！”成了“剩女”的终极胜利！反逼婚联盟的一个成员很气愤，“看了这种广告，父母下次逼婚都有说辞了，‘你看电视上都这么说！’”他们希望形成一种抗衡的力量，打破被资本笼罩的话语权。“虽然用拳头去撞墙，可能无济于事，但起码有了这个动作。”这个松散组织的核心成员米果说。

　　“唉回家又要被逼婚了”

　　反逼婚联盟的广告起源于过年时的一句抱怨，“唉回家又要被逼婚了”。

　　“传统的家族观念、社会观念，依然在给女性编织牢笼。”吴文说，26岁那年，周围的人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向吴文发起进攻，就连小孩子都会突然窜到她面前，大眼睛忽闪忽闪地问：“姐，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呀？”

　　春节回家时，外婆老得有点神志不清了。她会突然望着吴文痛哭流涕：“你一定要早点结婚啊。”又转向吴文的妈妈，“你女儿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没有告诉我？”然后重复了30遍这个问句。

　　“那一刻我感觉到心酸，外婆意识不清了，潜意识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位在北京工作的白领说。

　　妈妈也开始“温柔地提醒”“积极地告知”，谁家又生了孩子。当在北京独居的吴文家中有东西坏了需要更换时，在中原老家的母亲总说，等成家了再换好的吧。“她潜意识里觉得，单身过的是不完美的日子，就得凑合着”。

　　在父母眼里，子女只身在一线城市打拼，能找到门当户对的另一半“靠靠”，生活没那么辛苦。

　　与吴文同在北京打拼的米果深有同感。中央美院本科毕业，在澳洲读完硕士的她选择回国工作，她在北京五环外的黑桥村租下工作室，接到活儿时几千几万进账，惨淡时几个月没有收入，从小衣食无忧的她学着怎么把“一块钱掰成3份花”。

　　家里的墙刷什么颜色、房间要挂什么画，米果认为，这可以听父母的。但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完全是自己的自由。在决定对得起父母之前，她要先对得起自己。

　　起初，米果尝试把内心深处的想法说给父母听，但每次想要展现真实自我的时候，都会“弄得他们很伤心”。

　　爸妈气呼呼地指着她，“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家长对着干？”他们认为婚姻是对米果现在和衰老之后生活的保障。

　　“以传统观念看，我是挺不孝的女儿”，她握着纸巾，停了很长时间，“我活得挺随性的，自己开心最重要，让父母操心挺多。”

　　看到米果设计的反逼婚广告，妈妈一手给她众筹钱，一手戳着桌子，指责她大逆不道：“你做这种事情，小心被雷劈，过年时别让亲戚知道，会被骂死的！”

　　这样逼婚的桥段以不同的剧情，在众多家庭上演。新闻里，单身的姑娘被母亲逼问：“我养的狗都产崽了，你咋还单身？”还有大妈找婚恋网站为女儿“策划”一场偶遇，花了6.8万元。有父母好不容易被子女说通了，转天跟广场舞大妈一聊，焦虑又来了，回头又逼婚了。

　　“不是小孩子啦”“你一天不结婚，父亲就一天不死”“不要任性，可怜天下父母心”“真要找不到，是我们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回家时，这些话连珠炮似的钻入单身男女的耳中。父母对于传宗接代的渴望、对子女安稳生活的担忧全部转化为催婚的令箭。

　　“一切信息都是条件，你发现一个人变成了贴着二维码的商品。”

　　被“打着爱的名义、裹着蜜糖”的令箭射中的吴文，一直在相亲的路上狂奔。

　　吴文有时奇怪父母那一代人眼里，女性始终要依靠“婚姻”这张长期饭票，而社会对于“饭票”的评价如此单一，几乎只与金钱相关。

　　为了让吴文尽早拿到“饭票”，家人开始给她介绍对象。吴文为此“面试”了30个相亲对象，始终想找到金钱之外，更吸引她的东西。

　　如果寻找结婚对象是一场精准的条件匹配，那么贴在吴文身上的标签有：北京户口、有房有车、工作稳定、名校硕士、身材匀称、皮肤白皙。

　　国产影视剧的套路里，这样28岁的单身女性，通常会在生日当晚，回到空无一人的公寓，点开灯，甩掉黑色高跟鞋，费劲巴拉地从背后拉下紧身裙的拉链，晃荡着高脚杯里的红酒，打开音响里忧伤的布鲁斯，哭丧着脸站在落地窗前，望着万家灯火默默流泪：“为什么我还是单身？”

　　吴文不再坐在家里等待踏着七彩祥云的意中人和骑着白马的王子，而是把每个周末都安排上相亲和约会。她家附近占地21万平方米的商圈，几乎每一处都留下过她约会的身影。

　　遇见“技术理工男”时，吴文正处于彷徨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会听父母的话。”技术理工男属于父母眼里“条件”匹配的对象：名校毕业，央企工作，攒钱在北京买了房，父母有兄弟姐妹照料。于是，这个3年前就被吴文拒绝过的男生，在3年后又进入了她的视野中。

　　他们尝试约会，可男生太无趣了，90%的时间在聊工作。

　　吴文是那种喜欢看话剧、广泛阅读书籍的姑娘。有一次和另一个央企的相亲对象聊天，聊着聊着，她开始谈起央企改革、如何激活央企的创造力，对方一愣，没说几句话，回家就把她拉黑了，临别“遗言”：“我想找个简单点、轻松点的女孩。”

　　“可能是聊得有点深了”，吴文总结经验，“我发现第一次见面聊工作不太好，还是该聊聊爱好啊、家乡啊。”

　　可是这位技术理工男的爱好乏善可陈。爱情变成一道辩论题。吴文掰着手指头找理由说服自己：虽然技术理工男穿衣土、不注重形象建设、木讷、不会追女孩，但对自己一片痴心，“将来应该不会闹什么幺蛾子”。

　　但迷茫和不满全写在脸上，尤其是在某次口干舌燥、长途跋涉的约会之后。吴文不耐烦的表情“引爆”了技术理工男，他“蹭”一下子蹿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吴文一个人愣在餐馆。晚上，他找到吴文，要回了之前送的金利来钱包。后来，他又来道歉，但吴文坚决跟他拜拜了。

　　吴文的相亲经历像一本曲折的小说，有高潮也有低谷。当她与“条件”很好的海归相亲，望着对方麻利地卷起意大利面出神，脱口而出外国的牌子，自己的“优越感全没了”。

　　“在一次次甩与被甩中，变得越来越淡定。”吴文一边总结，一边脱下牛仔裤，换上裙子，摘掉眼镜，等待桌子另一端的甲乙丙丁。

　　最初，远在中原的亲戚们层层扒拉着为她介绍对象，甚至牵动了另一个城市的舅奶奶。舅奶奶以在公园收集各种信息为乐趣。掏出抬头印有国营单位名称的老式信纸，记录某某、年龄、收入、父母干嘛的、电话。有时还会在旁边批注，这个长相阳光，那个个子高。

　　“一切信息都是条件，你发现一个人变成了贴着二维码的商品。”吴文说。

　　她后来花了999元注册相亲网站，发现里面更像一个用标签搭起来的舞台，活生生的人浓缩成年龄、职业、收入，明码标价、骗子横行。现实社会人们对“成功”的单一标准和偏见折射在婚恋问题中，男性被搭讪的次数永远和收入成正比。

　　“老一辈人的焦虑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米果也看到了社会单一的价值取向，她希望社会可以更加多元，选择去当快递员也不会让家里感到掉价，“不要让钱成为唯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