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

　　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

　　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

　　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

　　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

　　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那是在一个高档楼盘工地，57岁的农民工老潘，在连续35天，每天不低于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

　　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诉李大君他们，老潘是干杂工的。分给他一块大石头，用四个拳头大的铁锤，一点点砸碎。一天必须砸完，不然这天就没工钱。“到了下午，他说心口疼得厉害，但硬是撑到把一天的活儿做完。回来难受得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因为没钱看病，想着睡一觉也许就好了。”

　　深入探访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们的生活现状：不削皮的土豆，用清水一煮就是午饭，连基本的热水都没有。糟糕的宿舍环境里，只有36伏低压电，也没办法烧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

　　“工人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老板用自制的饭票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老板发给的饭票，去老板娘开的食堂买饭，去老板娘开的小卖部里买烟、买酒。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市面价格一倍。”

　　“病危的老潘，能用饭票去工地外的医院看病吗？打工出来时，从家里带了200元钱，买火车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时，身上只剩下一块五毛钱。”

　　“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们家那个惨淡的春节。”

　　李大君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腊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见工钱不好要，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那时欠薪已经出现，但讨薪还不知找哪个部门。“老板愣说自己没钱，拿不到工钱的工人，在最后离开工地时，把能顺走的东西都顺走，以此做补偿并化解内心的愤恨。”

　　但父亲迟迟不归。

　　“听回来的人讲，我爸打工的工地上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我爸一个人。工棚没有暖气，食堂也停火了，老板连个零花钱都不给。他们说我爸即便冻不死，也得饿死。”

　　“奶奶和妈妈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没电话，连个通信地址都没有，她们只能干着急。“那时，我开始非常想我爸，或者说，我第一次开始想念他。”

　　一向被村里人认为憨傻、实在、不善言辞的父亲，在13岁的李大君眼里，却是一个严厉的人。“眼睛一瞪很吓人，而且爱喝酒，酒后脾气暴躁。所以，我一直跟他很疏远。”

　　“但是，这一次，我却非常非常想他。”

　　快期末考试了，每天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小伙伴们就开始拿着蜡烛，打着手电筒或是提个灯笼，到村小学补习功课。“我总是踏实不下来，脑子很容易溜号，开始想他在北京怎么熬过寒冬……”

　　终于，腊月廿八夜里，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家了。

　　除了一件油黑发亮的棉大衣和一床油黑发亮的被子，父亲给他带来一件过年穿的新衣服——小得如同紧身衣一样的浅绿色人造革夹克。离家已经一年了，他不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很多。除此之外，他身无分文。

　　“后来听奶奶讲，等到最后，老板只给了我爸一点过年费。买了回家的车票，只剩50多块钱。临上火车，他在北京站旁边的服装店，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这件衣服。”

　　多年过去了，李大君说自己很遗憾，从未跟父亲好好地聊过，问问他当年在北京打工时吃得咋样，住得咋样，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干活累不累，都遇过啥事。“我只知道他是砌砖的，活很重，所以落下腰椎病。厉害的时候人都起不来，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基本不能干活了。”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但作为最底层的建筑农民工，连这最底线的尊严都没有。”李大君的声音急促起来。

　　很快，他的语气就缓和了，“嘿嘿”地笑道：“咱不是愤青，发现了社会问题，不会光骂娘。我是积极的建设者，批评它是为了改进它，做我能做、可以做的事。”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头一回见老何，李大君跟他只聊了几句，“咦——，我就感觉，他跟其他工人不太一样。工地的总包、分包啊这些劳务关系，别人都稀里糊涂的，但他门儿清。”因为急着赶末班车，那天只聊了十来分钟。又接触了两回，李大君决定对老何做一次深度访谈。

　　连着访谈了三个晚上，就在路灯底下。老何晚上8点下班，谈到夜里12点回去，早上五六点又去干活。当时他46岁，正值壮年。老何上过高中，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他把自己这半辈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老何不到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有一年，他在广东惠阳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个活，是干风钻的。“工资好高啊，是我在长春做建筑时工资的4倍。”钻机开动后，四周灰尘弥漫，旁边人的面目都看不大清。“一天下来，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都是灰尘。”第一天干完后，老何就给自己弄了个口罩戴上，但一块干活的风钻工，没有一个人戴。

　　“他们还笑话我戴个口罩，一个乡下人跑城里装文明来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戴着心里踏实一些。”谁也没料到，十多年后，老何身边这些身强力壮的工友，很多人患了一种高死亡率的职业病——尘肺病。

　　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艰苦，常年风吹日晒，人看上去皮糙肉厚的。可一旦深入交流后，李大君感觉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也有很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粗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常年离家在外的老何，一谈起亲人，整个人都变了。他绵柔似水地说起第一次跟儿子分开再见时的情景，听得李大君眼泪都快出来了。

　　老何的家，在四川阆中大山深处一个叫何家湾的小山村里。儿子一岁多，两口子就下狠心：断奶、出门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