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典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的一大标志就是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翻译过来的就是今天大家在新闻里看到的，法律赋予大家带薪休假的权利，可是大家偏偏就不休假，就要工作。国务院苦劝不成，又在“黄金周”、“小长假”之后逼出个“小短假”来引导。对，你没看错，这事居然发生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

　　 这不是笑话。相反，这一问题极为严肃。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我国与此相关的法律系统、雇工关系甚至是经济基本面都已发出必须重视的信号。关于不休假，专家们列出了很多原因，诸如：执法不严、追求进步、企业违法、就业困难等等。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和我国的许多问题一样，尊重常识就能直击要害。

　　 常识而论，大家都爱休假，但前提是必须“有钱”和“有闲”。所谓“有钱”，是休假不能对自身收入产生重大影响，自己有能力支付休假的花销,这是一种“硬”的消费能力。有些人去河南,有些人去荷兰,所谓“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所谓“有闲”，则更偏向于“软”性能力。是指消费“时间”且不降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这两样虽然都不稀奇,但却也都不容易。难就难在两样都不是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无中生有的。

　　 花钱虽然简单直接一些,但老话说:一分钱憋死个英雄汉。今时今日，大多数普通人家虽然不愁吃喝，但是考虑到诸如教育养老医疗等等问题，用来享受一次休假的余钱能有几个？时间之“贵”又更在钱之上。搏击事业要花时间,经营人脉要花时间,而这一代社会中坚所必须面对的格外艰辛些的“扶老携幼”则更是要花时间。在今天的中国,也许拥有所谓中产阶级的财富并不难么难,但要拥有中产阶级式的闲暇却绝非易事。早在1899年,美国社会学家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有天才般地预言：“随着社会发展，闲暇将成为最重要的奢侈品”。“说走就走”不仅仅需要态度,更需要实力。

　　 因此笔者认为,一切劳动者受限于“钱”与“闲”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由我国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普通家庭实际收入的不足；其二，人力资源市场上买方的强势，即“员工斗不过老板”。

　　 也正因此，笔者对目前一些所谓的“应对办法”深感疑虑。首先就是强制休假。且不说该行为本身就严重涉嫌违反《劳动法》。就说其执行范围，往往是目前实现休假条件良好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央企外企。“休假难”重灾区的民营企业等领域很难沾光。这就非但不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反而可能人为地恶化了“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状况。

　　 至于一些人关于“加大处罚力度”就能“包治百病”的说法，笔者更不敢苟同。笔者曾多次赴浙江、福建等地调研中小民营企业负担情况，深谙当地企业家用脚投票的“法门”。如果仅单方面的加大处罚，又不考虑采用对称的财税补贴等手段减轻企业实际负担,那一方面背离了目前千方百计为企业减负的政策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行业波动。这些都是在当下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不该出现的结果。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懂,期望休假和经济上获得“一石二鸟”的效果，想法很好，关键是急不得、躁不得更莽撞不得。带薪休假的落实程度直接与社会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即使法有明文,从意愿和结果上看,经济好效益好,企业尤其民营企业就容易接受；经济乏力企业压力大,民营企业就不愿接受。即便接受了，成本亦或转嫁给员工，面对“休假=实际收入下降”的结果，员工也会作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因此不管是最早鼓吹的“黄金周”还是后来妥协的“小长假”以及很可能即将到来的“小短假”，务必首先要搞清：究竟是应该劳动权利属性优先还是产业政策属性优先?因为这对劳动者的“休假”体验至关重要。就好比对待动物,抱进卧室的是“宠物”，抱进厨房的叫“活鲜”，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