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直以来呼声很高。近来有关国家年内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报道以及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的否认，都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学习大国（XXDAGUO）在此不说政策是否应该放开，只是想从学理角度和历史数据来讨论，到底是什么让中国人不想多生了。

　　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

　　当下，出生率、生育意愿齐齐下行，不少人都有切身的体验。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三大推手。只不过，这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对生育率下降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首先，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边际效果渐趋下降。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影响日益增强。

　　换句话说，人们要么忙着挣钱，要么忙着上学，读完硕士还要读博士，生孩子的事自然就往后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是最有效的避孕药。而相对来说，贫穷就是最合格的助产士了。

　　在很多年轻人看来，现在经济繁荣，娱乐至上，世界那么大，孩子是拖累。

　　按照人口学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总和生育率[注1]在2.1的替代水平下，就意味着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

　　也就是说，一家两个娃，整个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才能保持平衡，人口结构才可以保持稳定，就不会走入老龄化社会了。但是，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

　　从历史上看，解放后到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5-6的水平上。现在呢？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算出，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事实上已经多年低于1.5了。

　　地方层面，有学者在江苏进行了数年的人口调查，结果发现，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概是1.7个，也就是说显著低于2.1的替代水平。

　　这意味着，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到底是谁让中国人不想生了？

　　数据不撒谎，到底是谁让中国人不想生了？

　　首先，要明确一下生育政策的适用范围。事实上，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具体计生政策都有区别。

　　总体上看，农村宽于城市，西部宽于中东部，少数民族宽于汉族。因此根据蔡昉的测算，从全国整体上看，政策规定只能生一孩的人口仅仅为全部人口的36%。

　　也就是说，即便实行了严格的计生政策，全国还是有六成多人可以多生。

　　第二，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时间上来看，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提倡以“晚、稀、少”（晚婚、生育间隔、少生优育）为目标的自愿性计划生育了。到80年代才形成了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随后逐步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并得到越来越严格的执行。

　　这里，有一个时间点很关键，就是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是发生在1970-1980年期间，也就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从5.8下降到2.3，下降了3.5个孩子数。而以2008年总和生育率为1.4作为参照的话，1980年以后总共才下降了0.9个孩子数。

　　生还是不生，这不单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转变的速度非常快。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即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数据，中国人口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只用了50年左右，比欧美国家少用了一半时间。而英国、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从5下降到2，用了约75年的时间，而我们花费的时间不到30年。

　　那么中国的这种现象是独一份吗？不是。

　　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但他们和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上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印度虽然在时间上有所滞后，但变化轨迹也是如此。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种现象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或者后进国家的赶超战略，在人口变化上的符合逻辑的反映？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我们在总结各个领域的赶超成果时，说的最得意的话。

　　但是，快，不一定是好事，往往是双刃剑。因此，只有正确、全面地认识到人口变化的客观规律之后，再去考量政策变迁、制度改进，我们的发展才会更理性，更稳健。

　　[注1]总和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