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两孩”政策覆盖目标人群约1100万对夫妇，预计未来4到5年内，年新增出生人口100万—200万

　　“没想到我还能赶上生二孩的‘末班车’！”已经有一个女儿的安徽70后张先生，今年准备添丁进口，要第二个孩子。

　　“我和爱人是双职工，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生了宝宝没人带。”同样是70后、育有一女的王女士说：“没办法，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作太忙，养个孩子，成本太高，经济负担太重了。就算国家给政策，我们自己也不打算再生了。”

　　生还是不生，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理由。从全国看，想再生个孩子的“单独”夫妇有多少？

　　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的议案。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正式启动，浙江、江西、安徽三省在1月份就实现了政策落地。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实施了“单独两孩”新政。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透露，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预计2015年，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

　　年新增100万新生儿，这个数字远低于之前许多专家的预期，“单独两孩”政策遇冷了吗？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院长认为，“单独两孩”政策覆盖目标人群约1100万对夫妇，预计其中60%有生育两孩的意愿，生育时间分布约为4到5年，平均每年迎来100万—200万的“两孩”。“2014年是政策启动年，2015年才是政策真正见效的第一年——从申请指标，到准备怀孕，再经过10个月的孕期，因此，申报的‘单独两孩’大多应该在2015年出生。此外，各个省的生育意愿有较大差别，虽然全国平均生育意愿是60%，但大城市和东部省份一般会低一些，西部和中小城市会高一些。目前有的省‘单独两孩’申报的数量高于预期，有的省低于预期，都是正常的。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翟振武说。

　　人口政策评估是项复杂工程；我国目前拥有9亿多劳动年龄人口，“民工荒”主要是劳动力结构失衡所致

　　羊年春节刚过，珠三角各地又上演了“抢人大战”。近年来，春节过后“民工荒”屡见不鲜，有企业反映“民工荒”不只出现在节后，甚至全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中国人口变化情况，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这让很多人担心，我们的“人口红利”快用尽了。

　　“我国人口红利的确在2012年出现了拐点，但我们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指出，我国目前拥有9亿多的劳动年龄人口，超过整个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支撑经济的发展。

　　“总理所讲的‘权衡利弊’，就是要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人口结构变化综合考量。比如，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人口的需要也在减少。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民工荒’背后也有其深层次原因——在1998年至2013年的15年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从每年108万人增长到每年约700万人。虽然农民工少了，但是大学生多了。现在‘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出现，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人力结构变化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教育培养与市场需求不适应等症结，而不是简单的‘劳动力不够了’的问题。”翟振武说。

　　“值得注意的是老龄化问题，这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开始面临老龄化的问题，这一点区别于很多发达国家，难免会遇到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正在老化，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说。

　　“目前中国的老龄化还处在相对很平缓的时期，但未来老龄化的压力很大，2035年老年人口比例可能达到33%。”翟振武认为，人口政策评估是项复杂工程，要综合考虑生育率水平、生育意愿、老龄化、劳动力结构等等，每个指标背后，都牵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人口政策调整须谨慎稳妥；在人口生育率、经济增长率、环境承载力中间把握平衡

　　在日本四国德岛县三好市的“人偶村落”，年迈老人和用稻草人扎成的人偶一起生活。日本的老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减速与低生育率密切相关。那么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

　　“人口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变量，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来源于两类因素，劳动力规模的不断增加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前者主要取决于人口的总量与结构，后者也受人口结构影响，比如老龄化社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阳说。

　　“60年代的中国，在6亿人口的基数上，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人，每年净增长人数达到2300万人以上，人口增长率高达2.5%，这对资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翟振武说。“当时，不仅中国人口出生率高，全世界普遍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发展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使过快的人口增长降下来。”

　　“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后，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生产力的压迫，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有利环境。”翟振武认为，人口政策的调整，无论是收紧还是放开，都要综合考虑人口生育率、经济增长率、环境承载力等三方面的压力，其中的一些变量还会有迟滞效果或者持续影响。比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本身就会挤压生育率，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降低生育率，而低生育惯性比高生育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以应对。“所以在三者间把握平衡并非易事，政策调整需要谨慎稳妥、逐步探索。”翟振武说。

　　“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也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的1.8的水平，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单独两孩’的过渡期功能实现后，在‘十三五’早期走向‘全面两孩’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生育率水平。”翟振武说。

　　刘爽认为，目前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生育危机”。 “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这是一个调整方向，政策平稳、渐进、可控，可以更好地实现出生人口错峰。”刘爽说。

　　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有水认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与“单独两孩”只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同，推行“全面两孩”还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出修订。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明确：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放开‘单独两孩’，就是增加了一项生育‘两孩’的条件，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不冲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就行了。而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表述相矛盾，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审议修订。”吴有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