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全国人大、国务院批准，2015年，我国新增6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和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确立。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决议。根据该议案，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锁定16万亿元人民币。共计3.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1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在笔者看来，风险总体可控，但仍不可低估。

　　地方债风险问题的严重性，历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在可信的债务数据面前，分歧才可能得到消除。地方债风险评估必须建立在准确信息的获取基础上。但是，债务统计的难度不小。分散在各个地方不同项目之中的债务，性质可能发生转变的债务，性质本来就模糊的债务，到底哪些属于地方债？债务的公共性如何界定？原则性规定与实际操作还有相当的差距，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从理论上说，地方政府债务必须分清债务责任，否则，债务发行的软预算约束机制就会形成。可是，当面对的是过去的债务时，我们所需要的是甄别，而不只是简单地区分责任。对于未来债务发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应主要在新预算法框架内解决。

　　地方债问题地方自己解决

　　地方债发行必须区分责任。地方债务限额管理有其必要性，特别是当前预算软约束还比较容易出现时。

　　新预算法确定省级政府债务限额的做法既有长处，又有短处。长处是地方政府可以在整个省域范围内统筹资金，防范债务风险。省域内债务风险分布不均，但总体可控，就可以解决省域内的债务风险防范问题。短处是当前的举债主体多为城市政府，权利和责任不能一一对应。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所呼唤的分级财政要求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地方各级财政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对独立。本来一级政府债务应该对应一级财政，而不是对应上级甚至更高一级的财政。地方政府借钱，应该是地方政府出面来借。地方政府能不能借到钱，只能看市场。如果市场对地方政府不买账，那么地方就可能借不到钱。从规范的治理来看，债务融资需要对举债者的信用等级做出评价。如此一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制就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市场投资者要看，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也很重要。当然，在特定时期，地方政府只要能够拿出可信的能够用于偿付债务的财力，并为市场所信赖，那么债务也可以顺利发行。

　　同样，地方政府债务应由地方政府来偿还。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解决好地方债问题。地方债问题不能只是看地方债规模有多少，还要看地方拥有多少资产，其中又有多少是可以变现的，变现的折损率又是多少。基于政府拥有大量资产的国情，地方政府资不抵债问题不会出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地方财政通过改变支出用途，如将一部分本该用于教育或其他公共服务资金用于还债，而后再以教育或其他公共服务资金缺口为由寻求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这说明，软预算约束可能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规定相应的细则加以防范。

　　哪些因素会加重地方债风险？

　　哪些因素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增加？从形式上看，PPP可以解决地方政府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但是项目的意义绝不只是在资金补充上，而在于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一套促进公共资金效率提高的新机制，促进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的引入会释放出更多市场活力。但是，市场是有风险的。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项目预期收益率仍然可能无法达到。这可能给地方财政支出带来资金压力，严重的话可能带来支付风险，风险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债务负担可能加重。

　　地方财政金融合作是新出现的事物。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建设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对于地方政府的最大好处是不突破现行预算法框架。但是财政金融怎么合作，财政如何利用金融工具仍然是个问题。为了加强财政金融合作，财政部门必然要拨出资金，再与金融机构合作，所涉项目运作效率之高低，对于有限的财政资金来说意义重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财政资金效率越高，财政风险越小，可能蕴含的地方债风险就越小。

　　政策性银行发行的专项建设债券最终需要偿还。地方运用这些债券资金，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政策性银行的债券发行信用是国家信用，债务统计口径是否应该把它算在里面，也是个问题。相关债务会不会形成新的隐形地方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以及地方或有债务也可能转换为地方债，这些都需要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警惕。

　　债务融资不应该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方式，而只能是补充。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还应主要来自于税收和上级乃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问题，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让地方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财力与支出责任基本相称。构建与完善地方税体系，并与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配合，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