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径山报告》发布 肖钢、蔡昉、陆磊等建言“十四五”经济金融发展

　　中国网财经8月31日讯(记者 曾蔷)8月3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0·径山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这也是CF40连续第四年发布《径山报告》。

　　据悉，这份由肖钢，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CF40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副主任朱鸿鸣，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CF40特邀成员、中金公司研究部原负责人、高瓴资本产业和创新研究院院长梁红以及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等共同完成的报告，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储蓄率变化、宽货币低利率、金融支持民企发展、房地产金融、金融防风险等角度，对“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金融问 题展开系统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系统阐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概念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面对国内外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在传统优势趋于消失的同时，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

　　《报告》系统阐述了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的内涵，具体包括：

　　第一，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我国超大规模人口数量同时从生产端和消费端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创造了前提，同时，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拥有世界上相对规模最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20-50岁(即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青壮年人口数量将达到6.12亿人，其中20-40岁(即九零后和零零后)青年人口数量为3.9亿人。

　　第二，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万亿人民币，折合约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5.46万亿美元的零售总额，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未来15年可能翻番至8亿。我国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显著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未来消费率仍存在上升空间。

　　第三，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赋予的新技术涌现、广泛应用场景等创新迭代优势将进一步强化。超大规模市场首先意味着更高的新技术涌现概率。创新成果越多，内部市场分享面越大。超大规模市场也为新技术产业化落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充分的试错机会；可以容纳更多的大企业相互竞争，难以形成垄断，而且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和产业配套完善，为高端科技设备“备胎”提供了充分的开发、试验空间。

　　第四，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将进一步强化。《报告》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成为超大规模金融市场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已经位居全球前列。二是中国金融市场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多样的投资者群体。三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居民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需求持续增长。四是新冠疫情冲击加速了海外资金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稳健性、收益性优势正在凸显。

　　第五，超大规模市场地区收敛优势。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既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蕴含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机遇。《报告》强调，“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内部较大的区域差距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潜力、机遇、韧性和活力，这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独特优势，是其他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一方面，都市圈、城市群可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而较大的区域差距为产业转移、梯度发展，以及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地区差距大并不能自然促进增长，但不同地区之间潜在增长率不同，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差异，为各地区你追我赶、竞争合作、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潜在增长率高的地区就可以实现更快增长，生产力可以实现较多提升，资源配置会更加平衡与有效，从而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报告》同时强调，超大规模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开放、包容、联通国际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促进了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将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七方面入手实现潜在优势转变现实效能

　　尽管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条件，目前还面临不少障碍和挑战。要真正实现潜在优势到现实效能的转变，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为此，《报告》从七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深化教育改革，营造鼓励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高度重视高房价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年轻人择业问题；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大幅提高“第二支柱”覆盖面，加快构建养老金“第三支柱”。

　　第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国内消费市场。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推进县域产城融合；要加大供给补短板力度，及时破除制度藩篱，引导劳动、资本等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

　　第三，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建议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法》，侧重在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民营企业家财产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做出规定，将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纳入法律规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对民企经营发展的直接干预，强化政府监管标准的严格、统一、可预期；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与方式，建立健全新型银企关系，改进对民企信贷风险管理，发展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健全民企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四，提升金融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和协调性。以股权化、长期化、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为核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结构平衡、富有韧性，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股权市场，增加风险资本供给，强化金融的创新催化剂功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抢抓机遇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第五，推进房地产金融改革，促进房地产业长期健康发展。房地产金融改革应当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为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市场化房地产金融体系，探索创新型的房地产公共金融体制；发展房地产证券化市场，抓紧落实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推动商业物业公募REITs发展；创新房地产金融服务，构建有效、包容、可持续的公共金融体系，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发展，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租房需求。

　　第六，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局面。练好金融市场化改革内功，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开放的体制机制，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建立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与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多层次跨境资本流动宏观调控体系，构建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微观合规管理框架，完善关键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金融科技赋能。

　　第七，保持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创新和规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双支柱”政策框架；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推动转变经营理念，补充资本，改进公司治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防范输入型风险，统筹协调好人民币国际化，高度重视国内外资本市场联动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坚决反对并妥善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工作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