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郑钧和孙陶然这两个在各自领域年少成名的朋友走到中年，因为商业合作第一次走到一起，探索人生的第三阶段。

　　20年前的一个夜晚，如日中天的摇滚歌手郑钧，遇到了意气风发的恒基伟业副总裁孙陶然。那天俩人共同的朋友，太合传媒投资董事长钱实穆过生日。喝酒到耳热尽兴处，同在现场的高晓松提议大伙冒雨开车去十三陵水库。

　　凌晨两三点，雨势过猛，郑钧的车滑进路边沟里，孙陶然掉头回来拖车，清华理工男高晓松把挂拖车的挂钩，误搭在了底盘错误的位置上，一拖之下，方向盘基本失灵。一群年轻人开着破车吼着歌到了十三陵。郑钧还没来得及摸到水库，看到高晓松一头一身的血从雨中走回来。原来暴雨后水库水位大涨，高晓松一个猛子扎下去，头撞到了水库的台阶上。

　　江湖夜雨，岁月如歌，鲜衣怒马的少年，如今都成了大叔，不过有这样一个初见，想忘记也难。

　　现在，郑钧就坐在我们对面，但他没有因为眼前的摄像机而扮演明星。相反，身穿黑色T恤和仔裤的他，整个人很放松，助理说，“这身造型都能来拉卡拉上班了。”

　　访谈在拉卡拉创始人孙陶然的办公室进行，拉卡拉旗下的拉卡拉金服集团刚刚获得15亿元融资，市场估值超过100亿元。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人，近期因为郑钧筹划6年的音乐众筹软件合音量而站在一起。孙陶然是该项目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拉卡拉是合音量唯一的金融合作方。

　　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圈子，但是彼此认同。郑钧评价孙陶然，有情怀，不是野路子。孙则说，“不管是搞音乐还是做人，郑钧都非常出色。”

　　明星参与互联网投资早已不是新鲜事，胡海泉、StarVC等都已亮出成绩单，但是像郑钧这样挽起袖子创业的却不多。谈起互联网他难掩热情，“现在任何行业都逃不过互联网，音乐行业以前给人不食烟火的感觉，但是跟互联网、拉卡拉金融的结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

　　几年前，郑钧搞动漫公司，因为各种原因孙陶然没有参与。因此在飞机上知道合音量的点子后，他毫不犹豫地出手。孙陶然还直言，这次投资并不是抱着商业回报的心态。“如果花一笔钱就可以成为郑老师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件好事。万一郑老师没有做好，他以后见我总是不好意思；万一做好，我以后就天天夸他。”

　　这场跨界对话由俩人的商业合作缘起，涉及生命、生意和生活，还有宗教与信仰。

　　人生是最好玩的游戏

　　CE：听说你们是在飞机上开始谈合音量这个项目的？

　　郑钧：对，我们两家一起坐飞机出去旅行，飞机上的时间很漫长，就聊起来。他说，你在干吗？我说，想弄这个事，很棒。他说，我加里面行不行？我说，好。

　　孙陶然：当时从法国飞往瑞士，太阳正在升起，一片明媚的阳光，我们俩面对面坐着，郑老师在那儿盘着腿讲。我一听，这个想法好。

　　郑钧：他绝对是一个有情怀的人。我认识很多做生意的人，包括做的特别大的那种。有的人你跟他坐在一起，就觉得他绝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俩有一点相似，能成为我好朋友的都是有情怀的人。

　　CE:你们怎么定义“情怀”？

　　孙陶然：有情怀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有自己的原则，符合这个原则的事，即便是经济上吃亏，或者是生意上受威胁，也要去做，不符合这个原则的事坚决不去做。像拉卡拉这种综合性金融平台，服务上亿用户量级的交易，每天面对的诱惑很多，稍微原则性不强的话就跑偏了。

　　郑钧：他说的非常对，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补充一点，活得很放松自在也是有情怀。如果一辈子你活得特别紧张和纠结，不管有多少钱，我不认为是真正有情怀的人。我认识真正有情怀的人，不管处于任何局面，顺境还是困境，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他们都有特别放松、自在的心态，我特别佩服这种人，有没有钱我觉得他都是成功的。

　　CE:你们经历过中年危机吗？

　　孙陶然：我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我有一种类似四十不惑或者中年收获的感觉。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领悟到了一个小高度，并不是一种瓶颈。另外，也是对问题看法的角度变了，可能年轻的时候一味想的就是角力、竞争，但是人到中年，你对这些东西会有更深的理解，我并不认为后来者的追赶是对我的一种威胁，反正我觉得活得挺happy的。

　　郑钧：我同意他说的。我补充一点，所谓危机不就是害怕失去吗？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财富或者地位，害怕有人比你更强而夺走这些。其实人这一辈子中都是在危机中过去，一辈子都会面临这些问题。

　　这几年我反而完全没有这种危机感，我不怕失去，这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谁都会失去，不能因为怕失去而活着。在这个基础上做事，判断会更容易准确。做事的动机会变得比较单纯，反而没有什么包袱。(笑)我们两个等着它(指中年危机)来。

　　CE:你们现在说的这种状态让我想起米沃什《礼物》里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他说这句话是看遍浮华之后的满足感，还是真正的无欲无求？我觉得是前者。你们完成了财富积累，跟那些正在路上的人，状态是不是应该不一样？

　　郑钧：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为什么会成功？70%到80%的人觉得他们运气比较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一辈子不是说你勤奋就能实现你想要的，其实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你得做一个特别好的人，没有朋友，没有天时地利的配合，很难做成一件事。这就是刚才说情怀的意思，很多时候你更放松一点，没有把钱看得特别重要，你发现钱挣得特别容易；相反越是斤斤计较，好像总是缺钱。

　　我一直觉得人生是所有游戏里最精彩的游戏，抱着这种态度去玩，它是很好玩的游戏。我从来没上过班，但是我确实睡过大街，我也在20多岁的时候少年得志，天天喝大酒，美女相伴，也这样造了十年，但是我觉得你放松一点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

　　孙陶然：我特别赞成郑老师的观点，钱不能是目的，人得追着一个更大的目标跑，大目标达到了，钱自然而然就会来了。拉卡拉所有与人合作的项目，都是首先考虑怎么把项目做好，让合作者更成功，只有这样结果才能更好，而不是想着得到多少。

　　CE:过去十年或二十年中，你们有没有觉得人生这个游戏不好玩的时刻？

　　郑钧：我曾经最迷惑的时候是我最顺利的时候，20多岁有点少年得志，在同龄人或圈子里，我算过得不错的。有些钱，也有些名，跟高晓松天天喝酒，天天玩。那时候其实是我最迷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也不知道意义在哪儿。现在我知道，随时让自己变得快乐跟自在，这很重要。

　　孙陶然：我是一个价值取向比较多元化的人，做企业我很感兴趣，我喜欢写书，还喜欢旅游，能让我快乐的事情很多。如果只有一件事能够让我快乐，比如说要升官，当不成总理我就不快乐，那这辈子就得天天纠结。

　　但是确实也有像你说的，游戏有点玩不下去的时候。2007年拉卡拉融资不太顺利，公司的现金流断了，我先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贷了一笔钱，又找联想借钱，那个时候最难吧，觉得可能要崩掉了。因为我不可以选择放弃，还有其他投资人，要对别人负责，所以这是我不能终止的一个游戏。

　　CE:很多艺术家内心是看不起商人的，企业家又觉得搞艺术的过于清高，你们两位有没有藏着对彼此类似的看法？

　　郑钧：没有，首先我就不认为我是个艺术家。

　　孙陶然：郑老师不矫情，有些搞艺术的人确实矫情。

　　郑钧：任何的行业都有矫情的人。我觉得艺术家是个贬义词，没有任何意义，我做歌手其实完全也是半路出家。我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爷爷黄埔军校毕业，母亲家人是留学回来的，他们是瞧不起艺术家的。我爸爸上大学的时候西影厂曾经找他做演员，我爸爸挺帅的，很喜欢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他演政委。结果我爷爷一句话就拒绝了，“我们家不可以出戏子”。

　　但是我大学学的是英文，听摇滚乐，因为热爱所以我就去做乐队，那时候不可能有什么想法靠音乐挣钱，这是不可能的事，能出唱片都是一个神话，后来各种机缘巧合就当了歌手，才接触这个行业。到今天，其实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朋友都很少，来往的人不多。我不愿意当艺术家，没有意义。

　　最崩溃的时刻

　　CE:你所理解的互联网经济是什么？

　　郑钧：我个人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概念是，有人举手，我这儿有便宜大家来占吧，大家都来了你就赢了，其实最大的便宜是被举手的人给占了。美国人的互联网思维不是这样，而是这儿有好东西，你们来买吧，有好产品他就成功了。

　　CE:孙总，你也换位思考下，你对文化产业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孙陶然：好像很多做文化产业的人是把文化当作一个挣钱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想去做文化。我觉得人做事还是目的纯粹些好。

　　CE:音乐人创业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孙陶然：最大的机会就是不创业。创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求综合素质，能不创业最好就别创业。就像当厨师跟开餐厅是两回事，虽然餐厅也是卖饭的，但是厨师只要炒好菜就行了。开餐厅不然，炒菜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这两个事情要求的素质不一样。郑老师比较难得的就是，他兼具这两方面的素质。

　　郑钧：我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战略的架构能力还是比较强，但是具体的执行我不行，跟人谈判打交道我不行，所以团队搭起来之后具体的事都是他们来干，我把关。我可以当将军，但是打不了仗。这个我有自知之明。

　　孙陶然：具体的事干得也挺好的。合音量的想法他跟聊了差不多五六分钟，我就决定加入，这是多强的销售能力呀。(笑)

　　郑钧：他确实是最早支持我的。我当时觉得是个好事，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给支持。原来我做动漫公司的投资人包括邓锋和徐小平，可是这件事我都没有跟他们提过，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太新，到底能不能做成、怎么样做成还需要考虑。直到跟拉卡拉的合作发布会结束，那天邓锋问我，为什么没有通知他。我说，之前不够成熟，没好意思通知你。他说，你这个做得不对，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其实在这件事上，陶然在推进这事的进程。我热爱的东西也太多了，去西藏转山、打坐、打高尔夫球、看书、看碟等，总觉得时间不够分配。我是个喜欢享受生活的人，我也不爱上班。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天使万网的张向宁也是老打电话催我进展。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非常感谢。

　　CE:之前的动漫公司你也拿了投资人的钱，现在拿企业家的钱，这两者有何不同吗？

　　郑钧：他们都是以个人名义投资的，到现在我也没有拿过机构的钱。因为我的这些天使投资人是如此信任我，所以我绝对不能把这事半途而废。动漫公司我做了五年，其中有非常多的崩溃和艰难，但是我都咬牙赌了，我动用所有的资源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情，合音量我也会尽全力把它做成。

　　CE:经历过最崩溃的事儿是什么？

　　郑钧：《摇滚藏獒》一共花了5500万美金，大部分都是我找来的钱，我自己也放进去很多钱。5500万美金做一部动画电影，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而且是由好莱坞的大团队来制作，导演是《玩具总动员》的导演，我们在美国有分公司。其实有一阵我真的觉得，可能已经到尽头了。

　　动画片做到2/3的时候，资金就出现问题。原来一个机构说好要投的钱，都审计完了，临近签约突然告诉我说，投不了，条件有变化。这一点让我特别崩溃。因为你很被动，你已经把其它的机会都推掉，别人拿住你了。

　　当时那个经历也是非常戏剧性的。我还算比较聪明，给另外一个很大的公司老总打电话，把事情如实交代，我说，“我不懂这个情况，你能帮我看一下合约吗？帮我指导一下。”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一听就说，能不能先别签，你让我看一下这个片子，如果很好的话我们也投。我说，我要去西藏，一会儿就去机场。他说，你把电话交给我，我让同事去联系。我从西藏转完之后回来大概半个月了，在外地演出。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飞到北京一趟？要签约。他们看完片子当时就决定投，三天内准备好合约。

　　CE:像郑钧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孙总应该经历过很多。你对他在这个事情上的表现打多少分？或者你有什么建议？

　　孙陶然：99分，差一分是应该备份B计划，其实他们也做了，只是跟后面这一家应该也保持接触。任何商业最主要的是备份计划，你在往A方向做的时候，必须是有B方案、C方案来保证出现任何变动时，事情都能够度过。这是为什么拉卡拉这轮融资5月28号结束，但是我没有宣布，等所有的资金到账之后我再宣布。如果万一有人在中间出现一点变化，我绝对是有B方案、C方案可以保证整个的规划没有问题。

　　而且好人自然好报，刚才郑老师讲的我也非常认同，首先你要做一个好人，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对方也会按照好人的方式来对待你。我们这轮融资一开始有一家大的机构非常强烈地要投我们，我也喜欢他们，我跟他们董事长谈得都非常好，双方理念完全一致。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内部可能有一点点变化，如果我们要求时间很短去Close这轮融资，他建议不要等他们，如果以后有机会他第一时间愿意再投进来。就是说，他会提前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免得最后落空。

　　生活和生命

　　CE:你们现在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孙陶然：从某种角度来讲，人生有点像修行，分为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你需要去念书；第二个阶段你要做自己的事；第三个阶段当你的事做成了之后，其实会多做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事。一个完整的人生应该不断地往更高阶段去修行，当你应该修行第三阶梯的时候却还在第一阶梯、第二阶梯待着的话，我觉得是悲剧。

　　郑钧：我非常同意。去年生日的时候，我许愿希望做个对社会有益处的人，而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活着。他刚刚说人生的几个阶段，从去年生日许愿，我觉得人生第三个阶段要开始，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对别人有益，做点贡献，直到我死。

　　CE:近两年明星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跟互联网投资沾边的特别多；另外是追寻信仰。恰好这两个特征都与你有关，这是为什么？

　　郑钧：因为人活着有两部分，生活和生命，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边折腾，生命永远没有进步；有的人可以从生活过渡到追求生命的境界。说到底，最后有钱人也好，没钱的人也好，都想让自己活得更快乐、自在。明星也是人，也有一样的追求。有智慧的人就会追求。

　　孙陶然：前两天我在飞机上正好碰到一个多年前认识的明星，没聊几句，他就用了一个词，庶民，他说，这个节目都是明星，不是庶民参与的。我一想，原来我们是庶民，你们是明星。(笑)社会上的职业只是你的一个角色，人生修行其实是你精神、心理层面领悟的过程，以哪个职业去进行你的生活，这只是一种职业选择。

　　郑钧：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做一个企业是很累的一件事，要付出很多的心力。我现在尽量集中做几件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这一辈子做企业，估计合音量就是最后一个。

　　CE: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共事件，窦唯坐地铁被拍到一张照片，引起舆论热议。你们怎么看？

　　郑钧：我很喜欢窦唯，我觉得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状态跟他的内心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内心是不是富有和强大，不是你从外观可以得出结论的。他自己觉得快乐和自在就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有一个气节，我就是要做这类音乐。他内心的富有我们可能看不到，也理解不了。但并不意味着他内心就像你想象的那样，他会觉得没面子，或者好像自己很狼狈，这都是人的想象。

　　20年前我去香港，跟四大天王一起演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有名，也很成功。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可能成为他们，因为我不愿意付出他们付出的代价。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东西，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我不想成为一个娱乐的工具。

　　孙陶然：我特别同意，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内心怎么样，但我相信他肯定是在追求自己内心的人。最高境界是你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而更在乎自我评价。（来源：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