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售假药已经形成一个全球性产业链，互联网普及更令假药泛滥成灾。因为获利丰厚，冒险者趋之若鹜；因为追查困难，违法者肆无忌惮；因为处罚轻微，罪行屡禁不止。然而，假药之祸患，不下于毒品。国际刑警组织等机构警告，全球假药泛滥，足以向各国敲响警钟。

　　治死人的药

　　2005年2月，一名23岁缅甸男子因出现发烧、呕吐、发冷和头痛等症状被送往一家地方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疟疾，给他开了青蒿琥酯。这是全世界应用最广泛的抗疟疾药物之一，安全、疗效好，还便宜，在缅甸这个每年50万至60万宗病例的疟疾高发国，青蒿琥酯是医疗机构常备用药。

　　通常情况下，用药后只需几天，患者的症状就会消退。这个年轻人的病势却越来越重：陷入昏迷，肾脏有衰竭迹象，血液中的疟原虫数量变多了。医生加大了青蒿琥酯的注射剂量，但无济于事，感染扩散到了脑部，病人很快死亡。

　　病患的意外死亡让医生们迷惑不解，因为诊断和用药并无问题，为了查清真相，医院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让人恍然而震惊：给病人用的青蒿琥酯中只有20%的有效成分。换句话说，这是假药。

　　年轻人的乡亲们以前从没听说过有谁死于假药。出于悲愤与担忧，他们把医院库存的、当地药店出售的可疑货源青蒿琥酯搜罗一空，公开焚毁。

　　由假药制造的类似悲剧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受到荼毒的药物也绝不止青蒿琥酯一种。2012年，巴基斯坦拉合尔一家医院有100位患者死于假冒的抗肺结核药物。2013年，印度官方调查发现，一家位于偏远山村的医院因为用了毫无活性成分的假抗生素，5年内有8000多名病患死于术后感染。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警告：西非地区市场上在售的脑膜炎疫苗中有不少是过期产品。

　　从抗生素到疫苗，从抗艾滋病药物到伟哥，假药无处不在。有些假药是活性成分过低或没有，吃了等于没吃；更可怕假药的是那些不仅治不了病，还能致命的“毒药”。

　　“这些假药制造者根本就是谋杀犯，他们在制造死亡，”北卡罗来纳大学吉林斯全球公共卫生学院的吉姆·赫林顿说，“而制假药被起诉的风险，还不如造一只仿冒的‘古驰’手包来得高。”

　　低风险、高回报的行当

　　假药泛滥成灾，国际刑警组织针对非法制药的专项调查“盘古行动”战绩年年见涨：2011年，行动组缴获了240万粒假冒及非法药片；今年，缴获药品总量已达到2070万粒。

　　当然，情况不见得越来越严重，也可能是执法机构经过这么多年努力终于摸清假药生产链的底细。各国公共卫生部门对这个行业的存在早就心知肚明，但直到2000年初才开始搜集数据，国际刑警组织2005年才成立打击假药行动组，而调查结果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也有很多专家相信，制贩假药这门行当确实日趋“流行”，原因很简单：低风险低、高回报，一本万利。“相对于贩卖毒品和贩卖人口，对贩卖假药的处罚较轻，”牛津大学医学院长期追踪假冒伪劣药物的保罗·纽顿教授说。当某种药品供应短缺或售价昂贵时，制贩假药便能带来丰厚的利润。

　　根据不同机构的估计，每年因假药而死的人少则10万，多则近百万。确切的数字难以统计，因为病人的死亡很难判定是因假药导致。可以肯定的是，犯罪分子在供应环节掺进假药。在全球化时代，一颗小小的药片制造过程中可能流转多达十几个国家：在中国合成，在印度填配胶囊，在墨西哥完成包装，最后才在加拿大药店上架。制贩假药组织与贩毒集团一样，搭建了四通八达的国际网络。2013年，一个波多黎各人因为在网上贩售假药，被判处两年监禁。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制贩假药团伙在美国的中介，该团伙头目据称在遭到通缉后逃往新西兰。

　　正是这种跨国流动使假药犯罪难以追踪。国际刑警组织“盘古行动”副主任阿莉内·普朗松说，196个成员国中只有少数国家有专门打击假药的队伍，“其他国家的执法机构不是能力不足就是缺钱。”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三成国家没有专门机构，不能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监管药品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国家通常比较穷，政府人力和财力不足。甚至，执法部门也受腐败困扰，可能被假药制贩团伙收买，对假药混入市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即使在美国和英国等监管严密的国家，假药能钻空子渗入市场，尤其是当私人诊所或病患个人从互联网购买药品的时候。一些调查指出，网上售出的药品中约九成的真正原产国都与网店宣称的不符。而网络药店的购买渠道往往来自那些监管松懈的国家。

　　制药公司的私心

　　从网络购得国外生产的药品，大多数会通过邮政系统送达买方手里，必经过海关查验。然而，除非怀疑某个包裹有问题，否则执法人员不会拆包验货。

　　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发现，无论FDA还是入境和海关执法局，都无法提供入境药品拆包查验或没收的比例。即使发现某个药品包裹的发货单或相关手续有可疑之处，也不一定会予以没收。因为按照规定，没收邮政包裹必须经过一套非常繁琐的检验和调查程序，耗时耗力，海关不会轻易行之。根据美国政府机构“全国知识产权协调中心”发言人的说法，只有当可疑药品数量巨大、价值高昂、潜在影响广泛的时候，才可能实施没收措施。

　　针对零散的可疑药品，海关只会向收件人发送信函警告其所购药品可能有假，如果对方回复，会需要配合回答一些有关购买渠道的问题。FDA称，利用这类监控过滤措施，FDA下属犯罪调查办公室在过去20年内抓获了400多名假药制贩人员。

　　阻截跨国假药流通，国际合作是关键。渥太华大学法律与医学系教授阿米尔·阿塔兰建议，应仿照国际民航业，制定一项针对假药走私的国际条约，对那些未能有效监管国内药品市场的国家施以处罚。“与民航事务相关的国际条约有数十个，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遵守，否则就别想飞。”

　　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包括2011年启动的非正式“医药犯罪合约”，各国自愿加入，承诺对各自境内制贩假药行为施以刑罚，但这合约并无强制性的约束力，因而少了“牙齿”。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仍是打击假药问题的关键机制。它组织各国开会讨论相关议题，也是全球假药问题的情报集中地。在推进制定打击假药的国际条约方面，世卫组织的作为有限。

　　阿塔兰认为，原因在于，世卫组织的主要“金主”各大制药公司对此反映不热烈。比起被视为公共卫生大患的“假药”，挑战专利权而影响其获利的“仿药”，才是各大制药公司的真正威胁。它们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希望世卫等国际组织能把打击“假药”之战扩大到“仿药”之上。

　　“这是错误的，”阿塔兰直言。一年前，阿塔兰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UNODC)组织的一项打击假药行动做顾问。他记得，法国药业巨头赛诺菲集团的一名员工曾要求自己同时追踪违反药品专利权的案件。该集团通过下属的一个非营利机构赞助了阿塔兰参与的行动，所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类要求。阿塔兰觉得有悖原则，退出了行动。但这并不妨碍各大制药公司以各种方式渗透、影响国际组织。(沈敏)(新华社特稿)

　　对很多不发达国家来说，因为监管假药的成本太大，实在难以负担——测定假药需送样本往实验室检验，然而耗时太长、费用太高，而且实验效果也非百分百准确。

　　因此，专家们致力寻找便宜有效的测试工具。FDA主持研发的CD-3就颇有潜力。这个手持工具能“透视”药品包装、测定药品真伪，每个成本仅需1000美元，易于操作。

　　多亏手机普及，一些低技术含量、但方便易行的鉴别方法也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制药公司在药品外包装上印上验证码，手机编发验证码短信到特定号码，就能查验真伪。这种查验系统目前仍比较安全，但就长远而言，并不能像CD-3那样能够帮助到监管执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