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薪资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有媒体报道，由人社部牵头、财政部等部委参与的对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调整方案初稿已经草拟完毕并开始征求意见。该方案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将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改革对象的主体被明确为“中央管理企业”，除了国资委[微博]监管的113家央企外，各部委管辖的20余家金融企业以及中央部门(单位)管理的100多家非金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型企业都将纳入其中。

　　既然《方案》中说对原有的收入结构进行调整，那就意味着必定存在着“偏高、过高”等结构。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央企不合理的收入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央企的收入明显地高于其他民企，有媒体甚至采用“两极分化”来形容。据公开信息显示，以2012年为例，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1万元，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4.7万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2.9万元。是央企的效率更高，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因此才有这么高的回报吗？

　　根据国资委网站的最新消息，2013年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2万亿元，同比增长8.4%；上交税费总额2万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3.8%。如果只看到这一点，我们会觉得央企的高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利润总额非常庞大，但是，央企绝大多数的利润都来自几家资源垄断型企业。中国石化联合会近期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石油和化工行业主营收入预计约为13.3万亿元，同比增长9.2%；利润总额约8900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2013年“三桶油”的营业额约占国资委所管理央企的55%，利润更是占70%。

　　此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勇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视角：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他还提出“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现在的央企之所以有着丰厚的利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活跃的私企，为上游的国企提供了活力源泉。如果没有私营经济的繁荣，那么国企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的生存状态已经解释了这一点。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关系并不是如王勇教授所说的“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在我看来则是垄断国企成为民营企业的分食者。因为共生关系存在的前提在于两者都能为对方创造价值，但是目前位于上游的垄断国企则是成为吞噬下游企业利润的黑洞。由此来看，目前央企远高于其他行业的薪酬是存在问题的，大有改进的空间。

　　第二，不仅央企和民企之间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即便央企内部之间的收入也不一致。有媒体根据公开信息，即上市公司央企高管薪酬现状统计发现，不同行业央企薪酬两极分化颇为严重，既有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近900万元的天价薪酬，也有乐凯胶片总经理郑文耀8万元余元的“穷高管”混迹央企之列。为什么不同央企的收入存在着天大差距？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央企所处行业并不一致，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央企高管的工资往往高于那些处于竞争性行业的高管薪资。

　　第三，高管的高薪资和其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穷庙富方丈现象。如果说高管的高收入是来自于竞争性行业，且和其经营绩效相关，那么高管的高收入就不足为怪，但问题是目前很多高管的高收入却是旱涝保收，和绩效无关。比如说在2012年盈利超9100万的招商轮船在2013年出现约21.84亿元巨额亏损，净利润同比跌幅高达-2497%，但是同期高管的薪资却涨了3倍多，招商轮船总经理谢春林的薪酬直接从2012年的18万元直线蹿升至2013年的85万元，涨了3倍多。

　　第四，很多企业的高管在正常的薪酬之外存在着诸多职务消费，而职务消费的金额甚至比薪酬还高。当年中石化[微博]原总经理陈同海案发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其职务消费一度高达每天4万元，以至于此后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腐败被称为“陈同海漏洞”。作为企业高管，正常的职务消费无可厚非，但是目前很多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实际上成了企业对高管的隐形薪酬，既可以规避个人所得税，同时也可以免于信息披露。不过很多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公务用车和业务招待”，却不小心暴露了这一点。以A股252家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为例，仅2012年年报公开的招待费就达65.25亿元；山东省32户省属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总额中，近一半为公务用车费用；华润集团70家下属企业超标购车90辆，最高单价超过200万元。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方案》中所努力的方向对准了央企薪酬制度中的四个顽疾，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也是在情理之中。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薪资恐怕也是难题。去年企业盈利良好，因此今年高管的薪资随之上涨，但市场突然发生变化，企业从盈利变为亏损，那么今年已经确定的高管薪资该如何变化？事实上，高管薪资一直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任何国家几乎都存在类似现象，央企薪资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央企高管能升不能降，既然职务不能降，那么薪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比解决高管薪酬问题更为核心的问题是解决央企的公司治理问题。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微博]在公开场合表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讲了很多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根本解决，这是阻碍国资国企改革前进的根本原因。”这可能是一个比高管薪资更为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