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结构升级“革命”。城乡居民的物质型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服务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这场消费革命及其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突出优势，而且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十三五”期间要抓住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加快推进消费升级的经济转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特征

　　我国已进入到大众消费的新时代，大众需求、平民消费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突出的特点。与过去消费结构相比，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并且这一升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速度越来越快。

　　我国新阶段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特征，既反映了经济增长中的一般规律，更反映了我国自身转型升级的突出特点。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特征，成为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出发点。

　　1.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的升级

　　(1)生存型消费比重不断降低

　　虽然城乡居民用于食品、衣着的消费支出规模不断上升，但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看，1990～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和衣着的人均消费规模从864.7元提高到8213.9元，支出占比从67.61%下降到45.58%；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和衣着的人均消费规模从389.2元提高到2933.8元，支出占比从66.58%下降到44.28%。

　　(2)发展型消费持续增长

　　我国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需求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提升，而且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据统计，1990～2013年，城镇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中发展型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从32.39%提高到54.42%；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中发展型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从33.43%提高到55.72%。

　　以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三项支出的变化为例。不考虑价格因素，1985～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分别为12.46%和11.46%，其中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三项支出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6.47%和16.62%，超出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4～5个百分点。

　　2. 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

　　(1)物质型消费基本得到满足

　　在经过了“井喷式”的消费扩张后，城镇居民家庭的“大件”基本普及，农村居民家庭“大件”普及度也明显提高。例如，2012年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126.8台空调、87台电脑，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的摩托车达到62.2辆。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耐用消费品支出已不再构成主要的支出压力，以前流行的家庭“三大件”基本上淡出了消费领域。

　　(2)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统计分析表明，2005～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从3116元提高到5260元，年均增长11.04%，这些年服务型消费支出比重均保持在40%左右的高位。

　　3. 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

　　(1)传统消费热点持续降温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传统零售业增速放缓，汽车等传统支柱型消费进入低迷期。据统计，2013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9.1%，增幅较上年放缓1.1个百分点，创1999年以来最低增速；2014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9.9%，增速大幅低于2013年同期的16%。

　　(2)消费个性化、多样化时代的到来

　　多元化指数是衡量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多元化指数分别在1998年和2006年超过1.7，表明消费结构多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多元化指数进一步提高到1.85和1.77，逐步趋近2.08的最优值，城乡居民消费的多元化趋势正在加快。

　　(3)新消费群体不断扩大

　　新型消费热点层出不穷，主要源于新消费群体的持续扩大。随着80后、90后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最重要的消费主体，这一群体更加注重消费的体验、消费的个性化和消费者主权的维护。新消费群体追求时尚、品牌与品质，更新换代很快，并不局限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耗尽。

　　2020：走向消费市场大国

　　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初步估计到2020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50万亿元，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13亿人消费大市场的初步形成，不仅成为保持我国6%～7%增长的突出优势，而且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1. 消费结构升级蕴含着巨大消费潜力

　　(1)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巨大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重要特征是消费级别的跃升，消费水平从10多年前的百元级、千元级升至近几年的万元级、十万元级甚至百万元级，消费档次愈来愈高，并且消费周期愈来愈短。城镇居民消费级别的跃升带来消费规模的急剧攀升。2000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总规模为3.14万亿元，2005年以后基本上以每年跨越一个万亿级的速度在递增，2013年达到16.73万亿元，增长了5.3倍。预计“十三五”随着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向服务消费升级，城镇居民消费潜力仍将呈现快速释放的趋势。

　　(2)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巨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速度在加快，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但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下，农村市场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2000年，农村消费总规模为1.5万亿元，到2013年提升到4.66万亿元，13年间增长了3.1倍。“十三五”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有望得到快速释放。

　　(3)“十三五”消费规模有再倍增的空间

　　2001～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7.01%和8.73%。如果2014～2020年按照2001～2013年的平均速度增长，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将分别达到41105.67元和11905.02元。考虑到2020年人口规模将达到14亿人，城镇化率将达到60%。初步估算，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规模将达到45.23万亿元，在2013年消费总规模21.4万亿元的基础上实现倍增。

　　2. 消费结构升级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

　　(1)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我国增长模式带有投资主导的突出特征，但2011年以来，增长模式出现了历史拐点，消费贡献率开始超过投资贡献率，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2)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

　　一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进程。2001～2008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但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当年比重提高超过1.3个百分点。到2014年末，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8个季度超过GDP和第二产业的增速。

　　二是推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例如，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超过15%。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长25%；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十三五”：消费驱动的增长前景

　　(1)消费增速保持两位数

　　根据1991～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趋势，初步估算，2015～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将达到8%；不考虑到物价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达到两位数。

　　(2)消费率逐年上升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消费需求的释放，“十三五”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有望加快反弹。到2020年，最终消费率有望提高到55%～60%，居民消费率提高到45%～50%，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

　　(3)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一是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如果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25%左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30%以下，从而进入到大众消费时代。

　　二是服务型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随着服务消费需求的不断释放，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有望年均提高0.5～0.6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5%～50%，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大头。

　　(4)消费释放支撑6%～7%的经济增长

　　初步测算，到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将达到60%左右。“十三五”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保持在7%左右。

　　“十三五”：推进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

　　2015～2020年这6年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要牢牢把握住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潮流，牢牢抓住消费需求释放的历史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在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上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以消费引领创新、以创新引领供给，以内需引领增长。

　　由此不仅在从根本上扭转短期内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有效消化短期经济风险；而且使消费真正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从我国当前消费释放面临的突出矛盾看，实现消费驱动经济转型的重大突破，当务之急是创新消费供给，加快投资转型，改善消费环境。

　　1. 创新消费供给

　　(1)消费供给的严重短缺成为消费释放的突出矛盾

　　从现实情况看，“有需求而缺供给”成为我国消费需求释放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养老服务为例。我国健康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占GDP的比重不足5%，与美国健康服务业占17.6%、其他OECD国家占10%左右的比重相去甚远。目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不足1000亿元。在一些特大城市，要进公立养老院，如果50岁开始排队，要排上30年，甚至40年，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2)创新消费供给，加大消费供给力度

　　一是加大服务消费供给力度。创新消费供给的关键在于扩大服务消费供给的规模，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为此，在合理调整重化工业投资的同时，鼓励各类资本投资重点投资服务业。

　　二是加大个性化、多样化的新型消费供给力度。一般来说，工业化大生产可以有效适应模仿型、排浪式、总量化的消费，但难以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新型消费需求。后者对“定制化供给”提出了新要求。例如，3D打印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焦点，重要原因在于3D打印可以有效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因此，满足新型消费供给需求，需要加大新型消费供给力度。

　　三是改善消费供给的质量。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表现就是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标准与要求不断提高，如果不能有效提升消费供给的质量，许多潜在的消费需求就很难释放出来。适应消费者消费标准和消费要求不断提高的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的改革，提高供给主体的竞争程度，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使这些需求能够留在国内。

　　(3)创新消费供给方式，提高消费供给效率

　　例如，鼓励消费者参与研发。通过鼓励消费者参与产品或服务研发，可以有效地将消费者的需求反映内部化，让消费者在研发过程中就表达自己的消费需求，从而避免研发脱离实际需求的困局。

　　(4)适应消费升级，加快发展消费金融

　　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建议在全国放开消费金融公司发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消费金融。着力降低消费信贷的成本。“十三五”可以考虑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与信贷消费额度挂钩，增加银行承担消费信贷的能力；鼓励消费流通企业联合银行共同开展低利率分期付款活动，银行和企业分担交易成本，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2. 加快投资转型

　　(1)投资消费结构不匹配矛盾突出

　　从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趋势角度看，1978～2013年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82年处于历史最低点，仅为31.9%；2011年上升到历史最高点，为48.3%，上升幅度达到近17个百分点；到2013年，投资率仍然保持在47.8%的高位。据IMF保守估计，我国过度投资规模可能达到GDP的12%。

　　与投资率不断提高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1981年处于历史最高点，达到67.1%；2010年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48.2%；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0年的历史低位34.9%，直到2011年与2012年才开始出现0.8个百分点的回升；2013年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9.8%和36.2%，仅回升到2007年水平。

　　在人均GDP 处于5000～6000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的阶段，我国的投资率高于美国30个百分点以上，也高于新加坡近1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则分别比美国低33.4和28.6个百分点，比韩国低16.5和18.1个百分点，比俄罗斯低18.8和14.9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11.2和14.9个百分点。

　　从经济生活实践看，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面临长期性、趋势性的产能过剩。不仅传统行业，新能源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出现恶化。1980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为1.89，意味着增加1元的GDP需要1.89元的投资。1980年以后，这一指标有所波动，但大都在3以下(国际公认的阈值)。到2009年，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飙升到9以上的历史最高，2012年有所下降，但2013年又反弹至9.03的高位。

　　(2)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的投资转型目标

　　一是投资率与消费率回归到合理区间内。如果消费率当前从现在的不足50%提升到60%左右、投资率从当前接近50%的高位回调到40%以内、居民储蓄率降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不但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反而会使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十三五”走向投资消费动态平衡，需要明确将2020年消费率达到60%左右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

　　二是把扩大投资建立在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消费主导并非不要投资，恰恰相反，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释放，我国还需要更多的投资以创造供给。从多方面的情况看，“十三五”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不仅可以形成扩大投资的巨大空间，而且可以有效消化短期内的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三是在市场决定中形成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衡量投资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市场回报。在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受到真实的成本约束和收益激励，资本会自动从低回报率的行业流向高回报率的行业。因此，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投资与消费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机制。这就对我国未来几年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相反，投资消费动态平衡将缺乏坚实的市场基础。

　　(3)加快消费导向的投资转型

　　一是调整投资结构。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要调整投资结构，使投资与消费相匹配。一方面改变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结构。另一方面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上。

　　二是调整投资来源。实现投资转型，不仅要改变投资结构，而且还要调整优化投资来源，让社会资本逐步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

　　三是提高投资效率。只有满足消费需求的投资才是有效投资。这就要求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核心是使企业回归投资主体的角色，淡化政府对投资的行政干预。

　　3. 改善消费环境

　　(1)消费环境因素制约消费需求释放

　　近年来，重大消费安全事件频发，严重挫伤了国内居民对本国产品的消费热情。以奶粉消费为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存在“信心赤字”。我国人均奶消费量不断提高，但进入2015年以后一些地方却出现大面积的奶农倒奶、奶农卖牛等情况。这既有价格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内奶企尚未消除社会的“信心赤字”。

　　(2)改革消费市场监管体系，打造安全的消费环境

　　一是形成强有力的消费监管体系。未来几年需要进一步形成强有力的消费监管体系，形成法制化的市场监管环境。对于造成消费安全重大事件的企业，实施“即查即关”等最严厉的处罚。

　　二是完善消费市场监管的法律。法制化的市场监管，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保障。需要尽快制定并出台《消费者安全法》，将消费品标准和监管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同时，加快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大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的力度。例如，经营者不仅要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而且要对于经营场所服务设施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三是形成有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例如，在司法方面建立健全有利于消费者维权的立案程序、举证分配责任、赔偿制度，使消费者权益损害案件可诉讼、可维权、可追究。

　　(3)尽快形成高标准产品与服务质量体系

　　一是提高质量标准。“十三五”关键在于尽快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与服务标准，使国内消费品质检标准提高到与欧美国家相近的水平上，以此约束国内外厂商，也以此作为消费品市场监管的重要依据。

　　二是建立消费品的溯源体系。一旦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可立即倒查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4)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从我国信息消费需求释放大趋势出发，适应电子商务大发展的客观需求，加快宽带网络升级改造，统筹提高城乡宽带网络普及率。尤其是重点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同时，加快全国性物流系统建设，降低电子商务的物流成本，争取到2020年物流成本占GDP比重下降到15%，到2030年进一步下降到10%以内。

　　(本篇执笔：匡贤明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