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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监造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当时所采用的标准器。《考工记》所记载的“嘉量”和东汉时期的新莽嘉量，同样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使用的标准器。无论这些标准器以什么形态出现，都是当时中央政府出于对客观物理属性进行衡量的需求。尽管它们的形状、材质随时代变化而变得更为精密，但对质量的衡量仍然是度、量、衡3种物理指标。《礼记·王制》记载：“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由此可见，在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下，产品质量的评价局限在长宽、质量、体积等简单的物理指标上。虽然用度量衡3种有限指标对产品质量衡量存在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在技术水平没有发生根本革新的情况下，可以胜任对大多数产品质量的简单判定。

　　计量和标准制度是以国家强制力推动的质量管理工具。要想使计量和标准作为质量管理的工具在一定区域内被广泛采用，需要国家强制力的推动。离开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即使有再多的计量工具和标准规范，也不能实现区域内产品质量的客观属性符合通用要求。标准即使不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规范，民间也可以自觉作出自己的规定。《孔丛子·小尔雅》描述，“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这是民间最简单的采用身体来衡量体积的方式。然而，度量衡虽然可以对客观标准的符合与否进行衡量，但是到达何种标准水平，却是需要人的主观判断。《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篇中记载：“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莫短于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于是。”该文论述的就是何谓标准，标准之所以能成为标准，能够使质量得以衡量，并产生“合格”与“不合格”的判断，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确定标准的统一。脱离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标准只能算是一种松散的规定。因此，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质量，才变得可行且有价值。同时，标准的提升也由政府一手包办。《考工记》中对车的质量等级进行划分：“车有六等之数：车轸四尺，谓之一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谓之六等。”利用划分等级的办法，产品可以在满足最低要求的基础上逐级提升，以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或者是以不同等级的产品来匹配不同身份的使用人。《秦律十八种·工律》中记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夹）狭必等。”这为标准作了确切的注释，即要求制作某同一类型的物件，其外形尺寸必须等同。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效律》，对度量衡器具的检验误差限度，作了详细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黄金衡羸（累）不正，半朱（铢）以上，赀各一盾。”用律文的方式对度量衡的校验进行明确，是贯彻同一产品达到统一质量标准的法律保证。

　　此外，就标准器的使用而言，还需要解决其精度问题，以满足全国各个不同地方的官营作坊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生产。中央政府不仅制作了可供参照的标准器发至全国各地，还在标准器上加盖铭文以示对标准器本身校验准确的认证。秦代还定期对度量衡器具进行严格校准。度量衡标准器具会受到磨损、变形和热胀冷缩的影响，这使得标准器的度量存在偏差。因此，地方官府设有专职的检验校正工匠，每年对度量衡器具进行一次校正。各地用于校正度量衡器具的参照物，是中央统一颁发的标准器。政府选择在气温、湿度皆适中的仲春、仲秋两个时段进行检定，以保证检定的准确性。标准器校验并对其精准度评定，这与现代的计量检定校准制度有类通之处；对产品的检验，就是今天的检验，也相当于现代的合格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时期是把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三者置于统一框架之内，使三者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秦汉时期实现了质检工具和应用方法的创造与创新，为我国质检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计量和标准制度具有基础性和延续性。计量和标准制度一经确立，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动，使质量符合性判断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商鞅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对田制作了规定：“畮，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秦田二百四十步为畮”，虽然所用尺的标准有多次变化，但是以240步为一亩从秦代到清代都未改变。某些领域的标准一经确立，也成为后世的规范，并会被一直沿用。《考工记》记载了古代王城建筑工程的各项标准规范：“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王城布局模式都是历代遵循的建造规范。明清两代皇帝所住的皇宫就是严格按照“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标准设计建造。计量和标准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使得传统的标准形态得以延续，也避免了因标准指标的随意变更而造成质量判断的混乱。

　　计量和标准制度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单位系列、进位关系、单位量值、标准器型式作出适当调整。东汉时期刘歆所设计制造出的新莽嘉量，在量制上承袭商鞅方升，在形式上承袭栗氏嘉量，并在此基础上对使用的材料和度量的精度进行提升。东汉以后各代都以刘歆创立的以律校度、以度审容、以黍的容重作为确定度量衡3个标准量的方法，建立本朝的度量衡量制，这成为后世度量衡标准的圭臬。这种持续改进是单向的，计量会随着社会发展对精度提出新要求，因度量对象的增多而产生更多的计量方法；标准则会因需求变化不断提出新要求。整体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计量和标准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因此推动了质量评价的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