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微量元素与生命活力紧密关联，乌托邦理想就相当于管理思想中的微量元素。缺少乌托邦理想，管理就可能失去创造力，更有可能失去道德准则。人们往往热议价值观问题，但却往往忽视价值观的背后必须要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支撑。这种“不言而喻的真理”是一种超验正义，很少，无法证明，却不可缺失。就像人体缺少了微量元素可能生病一样，不是缺铁导致贫血，就是缺铜致使免疫力下降，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而“浑身不得劲”的状态往往与其有关。最明显的是无法进行实证的良心，良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基本要素，但是，没有乌托邦理想的管理者，很可能在实惠面前发出“良心多少钱一斤”的感叹。

　　有些人觉得，管理实践中要排除一切幻想。这不能说是错误，但会失去超验的标尺。《礼运》所确立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可望而不可即，但“礼义以为纪”的小康是可望也可即的。尽管《礼运》不满于小康，但只有期望大同，才可实现小康，如果期望小康，就可能只会落到乱世。管理中所谓的理想教育，事业的神圣化，工作的道义化，实际上都多少带有乌托邦性质。没有了乌托邦的超验标尺，事业就会坠落为糊口，工作就会坠落为混饭。

　　孙中山一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并不用严密地论证潮流的内涵是什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反抗清朝、反抗北洋的因素，起码能牢牢掌握住道义的旗帜。眼下的传销术，某些培训大师的谆谆教诲，都具有这种唤醒幻想的效果。乌托邦理想具有极大的激励性。而乌托邦的超验性，决定了这种激励的善恶在事前无法证实，只能在事后根据结果判断。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管理悖论：只有对乌托邦理想保持足够的警惕，才能使这一理想不至于脱轨由善入恶；而没有了对乌托邦理想的激情和崇拜，其激励作用又会大大降低。中国古代儒学，对《礼运》大同的疏离，恰恰是悖论中的持中；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则出现了忽左忽右的波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波动是从文革十年到改革开放的转型，这次转型在思想上是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开端的。实践标准的确立，使中国告别了政治乌托邦。在学术意义上，实践标准正是对超验的否定，从而回归到“实用理性”。然而，彻底告别乌托邦，一切付诸实践检验，理想主义破灭后的“闷声发大财”，有意无意地排除了道义的衡量尺度，又把社会带到丛林地带。因此，梳理管理思想史上的大同理想演变，可以为当今如何看待乌托邦理想提供参照。

　　没有康德的仰望星空，人类将会失去神圣。但是，如果世上人人都是康德，那么被脚下的坑坑洼洼绊倒的人就会不计其数。人体健康不可缺少微量元素，但微量元素也不能大量提供。缺少它会生病甚至死亡，但吃多了则会中毒。研究管理思想史，需要跳出乌托邦是补药还是毒药的对立思维，寻找它的适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