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申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最后期限日近，“要不要参加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成为近期不少国家首脑要考虑的问题。于是，有的国家继续观望，而多个国家则果断前来。近日，随着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纷纷提交加入申请，亚投行筹建问题再度升温。对于外界关注的问题，昨日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也首度做出回应，毫无疑问，虽然中国多次强调无意左右亚投行，但在亚投行中却充满了中国立场。

　　亚投行总部敲定北京

　　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总部所在地绝对算是亟待落实的重要事项。特别是不久前印尼宣布欲争夺亚投行总部后，让选址一事变得更受关注。对此，史耀斌明确，据去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各方已一致同意将总部设在北京。关于是否在其他国家设立区域中心以及未来高管设置等问题，各方将根据未来亚投行业务的开展情况协商确定。

　　作为一个以黑马姿态闯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多边银行，亚投行的每一步都被放在聚光灯下。此前，倡议建立亚投行是中国将自己经济发展硬实力升华为更多地区话语权软实力的尝试，而总部敲定北京，则显示出中国也将逐步承担与其国力相称的更多国际责任的决心。

　　“众所周知，亚投行的很多决策不仅着眼商业，也要兼顾政治，未来各国领导人将常常相聚研讨。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定位为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非常适合成为亚投行的总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也认为，亚投行促进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并带来了直观的效益。有钱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把钱借出去，收取利润；需要钱的地区可以用这笔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双赢。此次，总部落户北京，对于京津冀区域发展来说更是个好消息。

　　否决权是个伪命题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面对英法等多国密集申请加入亚投行，有媒体报道中国放弃在亚投行的一票否决权以换取欧洲国家支持。针对这一说法，史耀斌回应称，亚投行决策机制和股份分配是亚投行章程的内容，目前各方正在进行磋商。亚投行是互利共赢的倡议，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将遵循公开、透明、高效的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

　　史耀斌还强调，在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美国相关部门一直保持沟通。中方欢迎域内外国家积极参与亚投行筹建，同时也将尊重他们是否加入以及何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

　　同时，无论相关国家是否加入亚投行，中方都愿继续和相关各方在一些多双边经济对话机制下加强沟通以及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开展合作。

　　王雍君也认为，亚投行从筹建之初就提出面向全球，故该银行带有明显的全球银行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方独大，反而会影响其发展。所以按照股份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与亚投行的角色更为相符。

　　无最佳可言

　　对于亚投行的发展，史耀斌还表示，在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不断完善自身建设，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政策要求。国际上将此统称为“最佳”实践。但实际上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一直在完善其相关政策、推行重大改革。因此，严格地讲没有最好的标准，只有更好的标准。

　　“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多边发展体系的新伙伴、新成员，亚投行力求在治理结构、保障政策等方面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不走同样的弯路，寻求更好的标准，” 史耀斌说，“中国也多次表态将和其他意向创始成员国一道，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分析，其实，亚投行的主要优势在于定位鲜明，毫无疑问，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平台，“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要想富先修路，英国经济学家也提出过类似的大推动理论，可见，良好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并可带来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这符合各国利益。而独特的定位和优势也决定亚投行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可能去复制别人的最佳标准，而注定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