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行长将齐聚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出席一年一度的美联储经济政策讨论会。讨论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当前股市动荡。动荡的原因有很多，但预期美联储将开始升息(也许从9月份就会开始)显然是其中之一。

　　支持升息的理由很充分，美国经济正在重获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增长率为3%，对应通胀率分别为0.1%和1.5%。当经济开始正常化时，减少扩张政策(比如2008年危机后实施的那些)再合理不过了。美联储早就明确表示它将逐渐减少扩张性政策，因此如果它不那么做，信誉就会受到影响。

　　但也有理由认为美联储应该暂停加息，并在未来几个季度保持货币政策扩张。首先，美国复苏仍然疲软。从历史看，复苏期间3%的增长绝对算不上漂亮。在其他几次最近的复苏中，随着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助推生产率和投资，增长率常常达到4%甚至5%。

　　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能够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一些人将相对较慢的增长归因于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导致劳动力减少和已然低迷的生产率水平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的潜在产出可能被低估，而通胀倾向被高估。美国劳动力市场运转良好。失业率已下降至5%，没有过热迹象。就业成本指数表明目前工资增长低得出人意料。

　　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复苏期间劳动力市场弹性有所增加。自由职业、短期合同工和兼职占了过去几年工作岗位创造的很大一部分。如今，福利俱全的全职工作少见多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一持续的“优步化”(Uberization)意味着工资决定过程的平衡已经发生了改变。结果，需求反馈到工资和通胀所需要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

　　此外，美国经济正在经历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持续的技术变迁。花旗集团的估算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近一半的工作岗位将不复存在。技能和训练要求低的岗位尤其脆弱；但同样明确的是，许多其他岗位类别——包括管理、会计、物流、银行和各种服务活动——也可能受到影响。公司可以在减少人手、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改进客户服务，这与优步化一样，也将影响工资决定过程。

　　我认为，央行行长低估了这一结构变迁的影响。在更加技术导向的经济体，如美国、英国和北欧国家，一个风险是传统宏观经济模型将高估来自劳动力的成本压力。

　　美联储应该暂停升息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明显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可能消除通胀压力。当通胀长期保持低迷时，通胀预期也会趋于下降。再加上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下跌，就产生了一个风险，即通胀压力太低而无法维持平衡复苏。

　　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全球影响也可能是通缩性的。直接影响是强势美元增加进口品的成本。间接影响可能更大，即成本竞争力强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的增长。这将强化今后多年内来自全球化的通缩压力。

　　如果美联储抢先升息，还会带来货币市场波动扩大的风险。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美国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政策给全球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巨大的投资组合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而它们的货币流动性常常不如美国。当投资流回美元时，这些流动性较差的市场的货币就会过度波动。

　　美联储有责任考虑其政策决定如何影响全球金融体系。过度货币波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新兴市场的大规模汇率贬值将放大全球化对美国就业、工资和通胀的影响，特别是当外币贬值使外包在经济上更加划算时。

　　美联储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升息的另一个理由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仰赖全球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转向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但IMF和世界银行所体现的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如果美联储被认为是在制造一场新兴市场大危机，那么这几乎肯定会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长期伤害。

　　美联储应该将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通胀压力的减小、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未来破坏性技术变迁视为暂停加息的压倒性证据。如果考虑到全球金融体系过度波动的风险，那么暂停加息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美联储有充足的时间释放信号表明其政策立场的转变，而杰克森霍尔会议便是一次开始释放这一信号的良机。如果事实发生了改变，政策也应该改变。信誉的最大损失永远来自决策者试图忽视变化的现实。(安德斯·伯格是前瑞典财政部长，现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金融体系计划主席。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