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课题组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为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给管理。这既是基于我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亦是基于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我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

　　由制度供给实现市场经济转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在世界各国当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升至10%以上。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近年来，我国人均GDP继续上升，2011-2012年分别超过5000美元和6000美元，2013-2014年分别为6767美元和7485美元。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经济史上罕见。

　　上述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基本路线指导下，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当然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回顾历史，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不断调整落后、僵化的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的过程，正是不断自觉进行供给侧改革、释放微观市场主体潜力与聪明才智、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过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召开过数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富有远见地断言，“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里程碑式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与目标模式，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也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而言的决定性作用终于表述到位，并形成了具体操作点多达336项的改革顶层规划（即“六十条”），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活力的重大举措，也为供给管理注入了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内容新要求。其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五中全会系统化表述的发展新理念，则使制度供给的全面配套和发展观念更新的升华，构成互相呼应的总体协调与完整布局。

　　当前仍需实质性供给侧改革创新

　　已有的经济理论认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动力源）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1、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

　　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领域的巨量转移，是支持我国获得当今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但是，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及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已难以维持。近年在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上升就是明证。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化。新供给团队的研究表明，在未来不到10年间，我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超过日本。通观全球人口与国力变化史，人口基数与结构的变化对国力、国运长远而言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执行的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切不可再作拖延。

　　2、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

　　我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僵化，未能形成与时俱进的供给机制，引发诸多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以及“小产权房”等棘手难题。除土地之外，我国其他各类自然资源方面，也存在着比价关系扭曲、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缺失，以及发展经济急切而强烈的动机之下的粗放、低效使用，已经造成近年来各方面有深切感知的、公众意见十分强烈的各类水体、土壤、大气污染问题，以及资源能源挥霍式耗用等严重问题。

　　3、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

　　无论是从国内储蓄还是外汇储备上看，我国似乎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看，从实体经济得到融资支持的程度上看，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又可居世界之冠。

　　一是利率市场化到现在刚刚走上“行百里半九十”的关键性路程。二是金融市场主体“大小不均”，主体的国有比重过大而民资外资比重过低、超级银行占比过大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占比过小。三是资本市场结构不尽合理，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业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还严重不足。四是除银行间投融资体系高利差抬高融资成本之外，设租寻租又将创业创新活动的综合融资成本抬得更高。这些导致长期以来我国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观、特别是对就业贡献最大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得不到较充分的融资供给，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投融资供给机制有力支撑，“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也始终盘桓于政策倡导层面而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实质性融资门槛，仍然比较高。

　　4、科技创新驱动力有待提升

　　早在党的十六大文件中，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应当而且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已成为各方共识。但从进展看，科技研发的创新活力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供给机制，被行政化和种种违反科研规律的不当制度机制所扼制。虽然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快速增长、已名列世界前茅，然而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前置环节——教育领域即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严重的行政化、应试教育化等而窒息创造性人才的生长，形成“钱学森之问”的难解之题；具有支撑意义的基础科研领域中，激发科技人员潜心研究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应用研究中，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后勤支持机制落后，四是狭窄的部门利益形成“条块分割”式创新阻碍和资源条件共享壁垒。

　　5、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和进步，与政府管理理念的改变、职能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极其密切的关联。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进程与制度变革的推进，已经滞后。

　　一是关键功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应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但实际生活中，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到过度垄断、设租寻租、“红顶中介”等的困扰与损害，假冒伪劣等不良行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打击；应履行的政府社会发展管理规划职能，其形态与水平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二是关键和重点领域改革如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战略调整等，仍应加快推进。

　　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给管理。这既是基于我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亦是基于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我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