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察

　　□刘丽娜

　　饕餮完一顿海底捞火锅，又在王府井小吃街品尝了传说中的油炸蝎子，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电子工程师坎宁连连点赞。这位据说晚餐通常只吃一个苹果的德裔美国人在这个暑假对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不仅仅限于吃。

　　尽管妻子是中国人，他们的混血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但坎宁本人还是首次来华。

　　“中国很有活力，中国人很友好。”这是坎宁此番中国行的总体印象。不过，中国也有不少地方让他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比如随地吐痰，还有很多北京男人喜欢把背心或者T恤衫从腰以上撩起来，露出中间的肚囊。“我应该入乡随俗吗？”坎宁这样打趣他的中国太太。

　　像坎宁这样的游客，可以说代表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一种态度：并不那么关心，但以友好和开放的心态接触与观察。

　　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观察，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种就是上述的美国百姓视角。还有一种是商人视角，最后是政治（智识）视角。

　　鉴于中国领导人即将访美，本来在国际关系中就一直极受关注的中美关系最近在国际话题中开始持续升温。又由于中美关系不断变化的特质，关于两国关系与相互看待的态度值得时常总结。

　　在百姓视角之外，商人视角更加务实。长期以来，商人群体是中美关系当中的重要粘合剂，因为商人群体通常最敏感、最有先见之明。无利不起早，美国商人关注中国当然原因在于获利。中美建交36年，很多美国商人在中国实现了发家史。由于有远见，美国商人善于发现中国的市场商机，也非常有耐心。在华商人把“两P”奉为圭臬，即潜力（Potential）与耐心（Patience）。美国商人善于培育和创造中国市场，在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的过程中，积累财富与经验。

　　不过，最近，美国商人据说对中国的抱怨越来越多，主要是抱怨管控越来越紧，在中国的盈利比例下降。实际情况是，多数美国企业在中国依然是赚钱的，他们所感到不开心的是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中国本土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自身已成长起来，在更多的平台上与美国企业平起平坐。而美国以及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多年来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渐渐难以维持。于是，美国企业开始通过在华商会以及中美商会等机构发声、游说，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继续对外资企业给予优惠。

　　从中美贸易谈判到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可以看出美国商界对中国的态度，顺势而动，务实而为。而美国商人为确保自己的利益，总是强调规则在先，这也是近几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的原因。从贸易到投资，也反映了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趋势。应该说，多数美国商家对中国的“两P”态度依然存在。遍观世界，中国的市场增长前景依然相对优越，当年那么艰难的中国市场环境，美国人都能坚守下来，而今中国的商业环境不知进步多少倍，美国商人如果失去耐心，岂非自断财路未来？

　　无论是百姓还是商界，最终的态度都会反映在美国对华的政治态度上。政治态度是最复杂的态度，它大体集合了政府、国会官员、学者以及媒体这三种最主要的思想力量。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智识”的。

　　近来美国对华的智识态度可谓五味杂陈，排华派有之、友华派有之、旁观派有之。

　　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出于国家利益和选民利益考虑，对中国的态度总体上是实用主义的，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因为国家和选民的利益也在变化。尽管始终是接触与遏制并存，但近四十年来，美国官方对华实践基调大体是沿着合作的路径前行。

　　美国的学者是非常有魅力的阶层，由于“旋转门”的存在，美国学者思想界实际上是政界、商界与纯学术界的综合体。很多学者一生中都是三种经历并存，他们是真正既懂学术又懂政治与商业规则的知识精英。

　　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界与学界的扩音器，当然，在媒体工作的不少编辑记者本身也是智识阶层的重要参与者，加上大量的独立撰稿人和专栏作者，这些人形成的公共舆论是影响美国思想的重要力量。

　　目前，在美国智识阶层的各种对华态度中，不难看出一种弥漫的焦虑。正如曾任美国总统中国事务主要顾问的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近日所说，美国出现了日益增强的“对华焦虑”，这种焦虑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与十年前相比，不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变得更强大。而面对一个在短时间内变得更强大也更自信的中国，很多美国人还不能适应。甚至中国人自己，也处在对自身变化的适应之中。

　　远观美国对华的三种态度，其实也是三类群体的思维方式。百姓阶层是大众的，但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智识阶层是小众的，但嘴巴很大，热衷于发声和影响他人。商人阶层居于中间，是推动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态度尤其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