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

　　对冲基金行业一度非常神秘，如果想系统了解成熟市场对冲基金及其发展史，美国资深财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所著的《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是不可错过的佳作之一。对于国内对冲基金从业人士而言，如何从成熟市场前辈们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必要的营养，推动中国对冲基金行业日益成熟当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作者在对美国对冲基金行业进行深入访谈和调查基础上，讲述了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乔治·索罗斯等诸多顶级对冲基金人物纵横市场却又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于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年之久，他们在不断丰富策略获取绝对收益、奠定自己江湖地位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成熟市场对冲基金发展历程的画卷。

　　1949年，没有上过商学院而仅仅是在柏林工人学校学习过的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凑了10万美元，设立了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并且开创了对冲基金的新模式，被誉为对冲基金业的鼻祖。他的基金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有绩效费，二是投资方式灵活，三是做多潜力股，四是做空没有潜力的股票。到1968年，他的累计回报率几乎高达5000%，远远超过了同期的竞争对手。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是对冲基金精英辈出群星闪耀的年代。从短线杀手迈克尔·斯坦哈特、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选股高手朱利安·罗伯逊这宏观对冲三巨头，到新一代宏观商品流派开创者海默·威玛以及该流派三新秀布鲁斯·科夫勒、保罗·都铎·琼斯、路易士·培根，再到债券基金约翰·梅利韦瑟、捐赠基金大卫·斯文森、事件驱动型对冲基金汤姆·斯泰尔、量型对冲基金詹姆斯·西蒙斯和戴维·肖。如果作者较早跟踪1975年成立的桥水对冲基金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本书将会更加完美。这一阶段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当属乔治·索罗斯，1969年他创立双鹰基金（1978年更名为量子基金），他综合运用传统的股市分析、大量的价格图表分析以及卡尔·波普尔的哲学思想，从交易中牟取暴利。

　　据说，索罗斯的薪水至少要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富可敌42国。1997年，索罗斯的首席交易官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带领量子基金对英镑和泰铢进行了漂亮的狙击，这次英镑交易为量子基金赚了逾10亿美元，而泰铢狙击战也成为亚洲金融危机导火索的一部分。

　　21世纪初以来是“阿尔法值工厂”到金融危机之后“剩者为王”的时代。从多策略基金肯尼斯·格里芬、尼克·马奥尼斯再到危机之后信贷对冲基金之王约翰·保尔森，这一阶段，宏观对冲基金的鼎盛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但信贷对冲基金的鼎盛时期到来了。约翰·保尔森被誉为新时代的乔治·索罗斯，他1994年初创立保尔森公司，到2005年预感到了美国经济要转头向下，于是他开始对这个泡沫下注。截至2007年底，保尔森旗下的抵押贷款基金扣除费用后累计上涨了700%，产生了大约150亿美元的利润，而保尔森本人赚了30-40亿美元。

　　到2008年底，大部分基金亏损，近1500只基金破产，很多巨头发现其名声日渐下降。然而，即使是在有史以来最惨淡的时期，对冲基金还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尽管损失惨重，但也能够幸免于难，给客户减少了更大损失，也没有给纳税人带来负担。而与之相较的是，那些“大而不倒”的机构的不良动机尤为明显。

　　在作者看来，这些对冲基金巨头们就是新时代的洛克菲勒、新时代的卡内基、新时代的范德比尔特，总之他们是新一代的美国精英。“在他们身上汇集了创造力和欲望的最新形式，而正是这种创造力和欲望推动了国家的前进。”在管理风险方面，对冲基金更是具有强大动因，即他们与客户利益高度一致，“如果他们帮客户，自己就赚到了钱；如果他们亏了客户的钱，自己也会亏损。”

　　尽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对冲基金仍不得不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道德苛责，尤其是当市场危机来临抑或深陷危机的时候，似乎是对冲基金给金融系统带来了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