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世界已与昨日不同。拜上世纪80年代高产出、低通胀的“大缓和”时代之赐，主流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明珠，诸多经济学家对此志得意满，如“理性预期”学派大牛之一的卢卡斯就在2003年表示，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繁荣的音乐停止，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时期成为过去，主要发展经济体的经济产出迄今仍旧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真实世界的变化也迫使观念世界的更新，各界精英在反思，如何重新定位失去焦点之后的世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新著《转型与冲击》中认为我们如同《绿野仙踪》的小姑娘多萝西，已经从堪萨斯州被龙卷风带入魔幻世界，将在奥兹国进行历险。

　　新时代意味着新的游戏规则，与此同时，历史总是告诉我们向后看就是向前看。那么过去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借助的历史资源？2008金融危机后三年，马丁·沃尔夫在一次学术会议问了美国经济学拉里·萨默斯几个问题：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在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中，什么样的经济学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经济学能够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恢复到危机之前？是否存在这样的经济学？

　　萨默斯是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的侄子，出名甚早，在学术以及政治领域都颇受倚重。他认为凯恩斯在应对危机中有用，而金融危机其实可以从白芝浩、明斯基、金德尔博尔格那边得到不少启发。马丁·沃尔夫犀利地总结这四个人的共同特点：去世了、处于现代学术主流之外、属于“被除名的人”。

　　这些经济思想因为时代思潮而被遗忘，如今是时候重新捡起过去丢失的传统以及争论。正如马丁所言，“这是一场古老的辩论”。马丁是主流的一员，但是他看到了正统经济学的疏漏之处，因此在《转型与冲击》中介绍了不少“新正统”之外的经济思想：从瑞典经济学维克赛尔关于信用系统不稳定的判断，到奥地利学派关于不正当投资的分析；从赋予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力的“芝加哥计划”，再到明斯基的“不稳定假说”；从弗里德曼与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财政策略的论述，到二者学术在现实中的结合。

　　马丁认为这些观念彼此存在矛盾与冲突，但是他们要点在于认识到政府作为唯一货币的提供者以及私人部门对于信用的创造，最终导致高度不稳定。这其实已经涉及货币的内生性问题，即中央银行在多大程度可以决定信用创造？以前认为是绝对的，目前看来银行系统以及私人部门也积极参与了信用创造的过程，这也使得金融自由化的观点面临调整。

　　由货币问题引出，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金融发展对于实体经济是好是坏？这一观点过去往往被认为是肯定答案，但随着研究进展也有不同看法。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刘西所著《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也提出一些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当前中国金融既“发展不足”又“发展过度”，即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低效率的“攫取性”金融体系。

　　“攫取性概念”来自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等人，之所以如此定义中国金融系统，主要原因就在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金融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诱导了过多的企业家才能、资本和优秀人才等创新要素‘脱实向虚’”。

　　事实上，就全球范围而言，金融行业的负面效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有不少反思。金融系统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放开手脚大肆扩张，过去总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有益，如今看来这一观点面临考验，尤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例如一旦信贷与GDP之比超过100%之后，金融的过度大大会损害经济，这一观点甚至得到IMF、国际清算银行研究的认可。

　　具体到中国而言，《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中，对于建设共容性金融制度，作者一方面支持推行利率市场化，放宽市场准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等，与此同时提议进行配套改革，“在金融领域外，应辅之以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消除政府对融资主体的隐性担保；应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和教育科研体制改革，培育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

　　对比之下，马丁的解决思路是针对发达国家，也比较技术化。马丁提议接纳接近芝加哥计划的方案：货币系统以标准100%准备金作为核心，其他金融中介则需要提供比目前水平更高的资本金。相同之处在于，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些提议本身除了经济可行性之外，也面临极大的可行性问题，既要推动改革，又需要呼应民众意愿，同时奉行专业主义。

　　不要小看金融行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金融的问题在金融之外。如果我们已经离开大缓和时代，重新进入更加不稳定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未来的风险来自哪里？马丁·沃尔夫认为，今天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威胁并非来自劳资纠纷、飙升的通胀、商业利润的下降，而是来自金融不稳定和经济不稳定，来自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不平等的加剧。他同时强调，市场和竞争是经济活力最有力的保障，但是过去则存在某种偏差，“在市场导向的逆向革命之后出现的由金融推动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是矫枉过正了”，或许是时候纠正这一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