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可谓资本市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首次公开招股通过为企业家提供退出渠道推动企业创新，而上市又促使公司得以公开接受审查，普通民众更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然而，过去15年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却令上市公司蒙上重重阴影。安然和雷曼兄弟等公司的垮台，表明上市公司并未得到充分审查且创富有限，而消极型基金的崛起更削弱了治理力度。机构投资者往往在上市公司问题初现时便决定售出股票，而非解决公司内部管理问题，这就导致上市公司高管一味追求季度收益，并尽可能地为自己攫取薪酬和权力，像硅谷大亨们就往往通过创建特别投票权将外部投资者降为二等公民。

　　私募大佬们认为他们的集中式股权可以解决上市公司面临的管理问题，但《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激进型对冲基金是更佳良方。激进型对冲基金投资者往往只掌握上市公司的少数股权，却像政治竞选者那样积极寻求其他股东支持以表达自身诉求，包括在公司董事会拥有一席之地、削减公司成本、寻求分拆独立上市及股东回报等。而这些激进型股东的好战和投机特性也常常招致各上市公司老总的反感，但这些老总恰恰错看了激进型股东，因他们才是上市公司意想不到的真正救星。

　　激进型投资者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虽只有短短三十余年，其活跃程度却出人意表。根据相关统计，目前激进型基金规模至少达1000亿美元，2014年更成功吸引资本市场五分之一的流动资金进驻激进型对冲基金。激进型投资者所涉足的上市公司已武装到人们的牙齿（宝洁公司）、手机（苹果公司）、电脑（微软、雅虎及电子港湾）、餐饮（汉堡王及百事可乐）及视听（网飞公司）。2014年12月，名为火车的激进型基金更突破性地赢得纽约梅隆银行董事会的一席之地，而梅隆银行是全球诸多大银行的托管行。

　　激进型股东往往以剥离公司现金与资产并加载债务著称，其对上市公司总爱指手画脚，著名的激进型投资人卡尔·伊坎甚至常常无视及取笑上市公司高管，因此在上市公司高管眼中，激进型股东并不讨喜，但这并不妨碍激进型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贡献，原因之一是很多上市公司饱受管理不当之苦。

　　目前美国几乎十分之一的大公司及更多的小公司仍采用“毒丸”策略医治管理之疾，且通过改选董事来回避不称职高管，而激进型股东的到来则可从外部有效冲击这些公司顽疾；同时激进型投资者本身就是原有制度的破坏者。他们常常寻求提高公司董事会决策水平而非一味剥离公司资产，他们又因联合其他股东而帮助上市公司赢得各大资本财团的支持；再则，激进型股东为寻求长期投资，往往会延展投资视野。总之，激进型股东在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因而成为资本市场意想不到的英雄。（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