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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顾鑫

　　2014年12月份物价数据即将发布，市场预期CPI同比涨幅环比基本持平，PPI跌幅则可能进一步加大。分析人士认为，我国正面临严峻通缩，对于通缩可能带来的需求增长进一步放缓、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乃至货币政策失效等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应果断加码、扭转通缩预期，尤其是要着力于化解产能过剩、推动市场尽快出清和尽快落实有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改革举措。

　　从物价走势看，未来的通缩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2014年11月，CPI同比增长1.4%，创5年新低；PPI同比降2.7%，连续33个月下滑。然而，物价见底的信号仍未出现。从2014年12月以来的情况看，原油价格下跌带动能化产业链价格整体下移，采掘业和原材料产品的价格亦较为低迷。展望2015年，猪肉等农产品的波动周期明显拉长，振幅也明显收窄，大幅推升CPI的可能性较小，而受制于产能过剩压力，PPI短期内恐仍难以摆脱负增长走势。CPI同比仍在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价格的刚性，且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因而如果等到CPI、PPI双双负增长才认定通缩出现，很可能就贻误了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

　　对于通缩风险的持续演绎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需引起足够重视。通缩预期一旦形成，则会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将进一步抑制需求的释放和加重产能过剩。在通缩进一步加重的情况下，即使名义利率降低为零，实际利率依然会继续走高，企业的债务负担则不断加重，加码投资的意愿会不断受到削弱。一旦出现这种情景，货币的投机性需求几乎为无穷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并不能对实际经济产生刺激作用，出现所谓流动性陷阱的被动局面。即使没有出现这种极端情形，通缩也显然会拉长去产能周期。

　　要采取适当的政策举措来应对通缩风险，关键在于找准“病因”。内需疲软的影响其实更为关键。新常态下经济潜在增速会放缓，需求的表现不会很强劲，但通缩的持续意味着实际支出已经弱于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产出水平。

　　从宏观调控角度看，需求管理政策的适时加码已十分迫切。一段时间以来，政策似乎在纠结于要避免强刺激，这可能也和当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有关，但政策无疑应当更加有力，越晚出台成本可能越大。货币政策方面，被动的流动性增加已经不足以支持M2的合理增长，因而降准依然还有空间。当然，政策出台的时点可能依然是相机抉择，将松货币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效应最小化。财政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应在基建投资的加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铁路、环保等领域的投资仍大有可为。

　　尤为关键的是，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应抓紧实施。国务院常务会议已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有关部门正在落实会议精神，如境内企业境外直接融资的审核程序将进一步简化。应当看到，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更应当视为将中国的发展经验移植到新兴市场国家，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举措。因此，企业也应当提升自身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在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转型升级。国内新的环保标准则应当加快出台并严格执行，切实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市场出清。

　　2015年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各项改革举措会陆续出台，其中，有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改革举措应当排在优先出台的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