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稳增长和促改革之间的关系、稳增长力度的拿捏乃至到底是否需要稳增长，从莫干山“下来”的专家们看法并不一致。张维迎表示，2008年、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过度，眼下中国经济的好多问题就与此有关。刺激政策可能在短期内缓解一些症状，但从长期看，会使经济机体更虚弱。“如果错过了一些变革的机会，后来就是再要变革恐怕都来不及，所以我们现在应有改革的紧迫性，否则好多事情拖到最后没有办法解决。”

　　有观点认为，所谓“不刺激”或“微刺激”应当是指不重复类似4万亿计划的大规模刺激。一个经济体要正常平稳运行，维持内需的政策不可能忽视。一些正常的满足投资需求的政策不能等同于刺激。“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仍能够达到7%-8%，人口流动、物流都在不断增长，基础设施不足，需要扩建或新建的空间还不小。正常情况下这都是必须的，现在给它戴个帽子叫‘刺激’，好像政府什么都不要做了。”

　　专家认为，对于稳增长和促改革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的问题，表面看宏观调控如何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更深入看是如何看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和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如何对待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

　　“决策层已明确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在当下就是要完成一个以增长速度指标为代表的运行态势的探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的现实状态已经有三期叠加的说法，在此之上，我更关心的是需要加上一个‘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如果把促改革处理好，新常态演变过程的宏观调控能够和“改革进行时”形成良性互动，那么现在7.5%左右增速区间的表现虽可能还有一个探底的过程，但它应能够相对顺利地“趋稳”。

　　在贾康看来，2014年作为中国全面改革元年，宏观经济调控有为全面改革的展开提供配套条件的特殊意义。上半年调控实际上已对下半年很多很明显的攻坚克难的改革事项做了比较好的铺垫，体现了宏观调控中把短期状态的掌握和中长期配套改革过程衔接起来的一种全局协调和长远追求。在今后几年，这种“进行时”的改革将是决定在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基础上能不能如愿地连通“中国梦”愿景的决定命运、创造历史的时段。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李罗力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没有政府就无法实现资源配置效果的最大化。过去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政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欧美国家也是如此。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依然有进行改革的空间，未来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当前的简政放权是一个重要举措。他指出，政府应当对经济的重大领域具有控制力，但凡是能够进行竞争的领域都应当开放，如金融、通信、铁路、公路等，让民营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罗力还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应主要依靠民营经济，要把激活民营经济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关键举措。具体而言，一是要把减税上升到战略高度，当前的力度还不够大，政府与其把钱收上来再进行转移支付还不如直接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生存发展的能力；二是要推进金融改革，尤其是发展民营银行。只有把民营银行搞得生机勃勃，才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民间借贷方面，地下钱庄不能一棒子打死，而是用一定的政策规范将其变成一种良性的金融力量。

　　华生认为，未来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恰当的政府干预，政策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他举例称，美国的一些小型药物公司在某些品种的研发方面比大公司还领先，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支持，国家最尖端的实验室可以提供给这些公司使用，而大公司在创新方面存在一定的惰性。他又以新型城镇化举例称，人口的流动与资源的分布相匹配，因而人口并不一定跟着规划向中小城镇流动，政策要做的是加大对中小城市公共品的投入、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卫星城，增加这些地方的就业机会、提升法治水平和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不是把资源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