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在莫干山会议召开时，还没有人能想象到现在的景象。”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表示，中国总体上已建立了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回忆，莫干山会议主要讨论了七个议题，分别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其中关于价格改革的“放调结合”的思路（又称双轨制）最先被决策层接受和采纳，因而现在人们往往把莫干山会议和双轨制联系在一起。

　　当然，改革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曾经担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接待办主任的李罗力清晰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价格闯关失败等几件大事。直到1991年底，改革开放形势依然严峻。“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多，人们普遍的感觉是改革开放的前途茫茫。”

　　不过，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改变了形势。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上，李罗力现场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这些话至今仍然回响在李罗力的耳边，“我和大家一样非常激动，屏住呼吸，凝神静气，力争把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心里。”

　　中国于1992年再度进行价格改革，并最终成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也参加过莫干山会议。他的研究显示，这一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周其仁指出，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基因，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是，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无论是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还面临着大量未完成的议题。

　　“改革所面临的难度已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当时，大家在改革方向、目标上是一致的，没有很重大的利益方面的阻力，因而包产到户、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等举措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效。现在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利益分配不均、机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尖锐，改革会触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推进起来更难。”李罗力表示，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应同时推进社会管理等综合配套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提出，我国的改革远非“渐进式”三个字所能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渐次建立商品市场、要素市场，逐步建立起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1994年开始，着手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力推进了财税、金融、价格管理、外汇管理、政府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宏观调控体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