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长泰县陈巷镇美彭村村民叶德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1月，他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合同。春节过后，他就领到了3.35亩承包地的证书。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农村频发的土地权属争议让他对能否守住自己的土地权益心里没底。

　　2011年、2013年，漳平、永安先后成为我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国家级试点单位。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很快，我省原有的试点工作得到进一步推进，每个设区市各选择2个乡镇，全省76个涉农县（市、区）各选2个村，整建制推进试点工作。2015年，这项工作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

　　近日，记者在漳州就我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实际情况展开调查。

　　心中没底，流转不畅

　　春节前夕，长泰县岩溪镇珪后村村民叶长兴结束了一年的打工生活，回到家中。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务工。“我也想回归农业，但村里土地分散破碎，农民宁可守着不出效益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流转出来。”叶长兴曾受雇于多家农企，他认为，只有规模化经营，农业才有奔头。

　　“土地必须区域化、连片化，才能高水平发展。”长泰县农业局副局长林向东以位于马洋溪生态旅游区的格林美提子园项目为例，该项目共流转100亩土地，年亩产值超10万元。

　　土地流转难，制约着长泰县新型农业的发展。

　　“早年土地承包时，每户分到的土地都包括好、中、差不同等次的小地块。这导致土地破碎分散，大户在流转土地时，常因‘插花地’的存在而难以成行。”在长泰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杨春龙看来，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更多源自“心里没底”，“对进城农民而言，土地是退路。但目前，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不确定的，他们担心一旦流转出去，多年后将陷入权属争议，要不回来了。”

　　农民的担忧并非没道理。由于历史原因，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农村出现大量“有地无证、有证无地、一证多地、一地多证”等乱象。“土地是谁的都说不清，还怎么敢流转？”平和县农业局负责土地流转工作的蔡荣生说，一旦大户流转到土地，就要对土地统一规划平整，打乱原有的四至分界，农民难有依据证明土地归属。

　　“只有建立权属明确、产权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流转的周期才会更长，规模才会更大，覆盖面才会更广。”蔡荣生说。

　　权属不清，确权艰难

　　2014年，长泰县陈巷镇美彭村和苑山村成为试点。为此，当地农业部门翻出二轮承包合同档案，并进村入户调查摸底。随后，当地通过招投标，聘请厦门一家测绘公司航拍，以准确界定各地块的位置、面积、边界等。这项工作足足花了一年。和大部分试点一样，当地也遇到因权属不清引发的诸多争议。

　　杨春龙说，二轮土地承包时，正是农民税费负担最重的时候。当时，一亩地的年利润不过300多元。许多农民外出谋生，甚至贴钱将土地交由他人耕种。随着农业税费取消，土地预期增值，不少人又希望要回土地，权属纠纷由此而生。此外，当时土地承包合同权属不尽规范，加上农民土地流转大多止于口头约定，问题变得更棘手。

　　历史遗留下来的机动地问题，同样棘手。“早年，许多村小组为完成交公粮的任务，把一部分本属于农民的承包地留作机动地，并将其流转给他人，收取租金用于公粮缴纳。”蔡荣生说，如今，机动地的权属成了难啃的骨头。

　　权属纠纷还不止于此。譬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原有的界址被打乱，一个鱼池可能包含多块四至不清的地块；由于早年测量技术的限制，农户实际地块面积与二轮承包时登记在册的数据出入甚大……这也正是基层在开展确权登记工作时，积极性普遍不高的原因。

　　这时，构建完善的矛盾处理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我们只能反复进村入户，不断调停。”林向东表示，“实在遇到难以解决的纠纷，只能暂时搁置，先确地而不确权。”

　　多方合力，推进流转

　　土地确权，是推进土地流转的基础。但在杨春龙看来，要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困境，还需配套完善的流转服务体系。

　　“在乡镇机构改革中，经管站被并入乡镇‘三农’服务中心，重在农村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管理的职能被削弱。缺乏土地流转服务信息平台，不能及时地把流转供求信息传递出去。”杨春龙说。

　　正因如此，2014年，漳州上线土地流转供求信息网，形成市、县、乡、村四级联网的土地流转信息服务网络。不过，由于宣传有限，有流转意愿的农民较少主动上报信息。为此，长泰还建立村级土地流转信息员奖励制度。

　　金融保险支持，是推进土地流转，发展新型农业的又一保障。土地确权流转，被认为将极大改变以往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用于抵押贷款的局面。对此，蔡荣生表示：“以往，因为权属不清，承包地要获得贷款十分困难，但确权之后，银行同样面临着一旦被违约之后难以处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困境。”

　　他建议，金融机构可探索推出农户联保、大额农户信用贷款、土地订单贷款、协议贷款等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