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李德品 岳龙传

　　“信贷扶贫不同于一般扶贫。信贷将来一定是要归还的，一旦归还不了，贫困户不仅脱不了贫，还可能加重债务。”提到信贷扶贫的特殊性，山东省农信社信贷管理部副部长伍永清这样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其信用生态环境并不理想，这也加剧了信贷扶贫的难度。如何既能实现扶贫，又能保证还款?

　　对此，省农信社与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合作开发“信保扶贫贷”，主要指省农信社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由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对贷款进行担保。在沂南联社，该产品细化为“富民农户贷”和“富民生产贷”，自2015年7月开始试点推广。

　　据沂南联社信贷部经理任利刚介绍，参加“富民农户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通过村镇、县及银行考察后，可获得1000元至5万元贷款。贫困户无须抵押、担保，按基准利率还本付息后享受政府全额贴息。

　　沂南县孙祖镇代庄社区贫困户刘泽堂一家，因老人长期患病不能外出打工，靠2亩薄田种花生、地瓜维持生计。刘泽堂也想脱贫:“想过盖大棚，但造价接近盖个屋。成本太高，想也是白想。”

　　去年夏天，山村里盖起了39个温室大棚。村民只要花7万元，每年付3000元土地流转金，就能获得大棚产权。通过考察后，刘泽堂从沂南县农信社获得了“富民农户贷”最高5万元额度的授信。用足授信，又借了2万元，刘泽堂买了19号大棚，种上了黄瓜。从今年正月开始摘瓜以来，刘泽堂已经赚了一万多元。“第一年种，虽然产量不如人家，但今年价格好。”刘泽堂说，“随着旺产期到来，只要价格稳定，加上夏季种一茬芸豆，今年能获利五万元。”

　　“富民生产贷”更像一种政府从企业购买服务的方式。据任利刚介绍，这主要针对发展基础差、致富能力弱的贫困户，鼓励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形式。企业或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每带动一个贫困户完成脱贫目标，就能按照每户3-5万元的额度获得无抵押、无担保优惠信贷，上限为300万元。以基准利率还本付息后，经考察完成目标，政府贴息3%。以当前利率算，企业一年期贷款成本仅1.35%，远低于8%左右的市场利率。目前，该社已对14家涉农企业发放扶贫贷款共计3230万元。

　　山东青田食品有限公司申请的260万元“富民生产贷”，于2015年8月到账。为此，青田公司与县政府及56户贫困户签订协议。其中12户直接到企业就业，他们多是60岁以上贫困老人的子女，企业要求他们将每月工资中的300元交给父母。另外44户为企业种植红圆葱和马铃薯，企业提供种子并高于市场价收购。除此之外，“富民生产贷”还有土地入股、来料加工等形式。

　　据青田公司总经理黄立刚介绍，公司工人月收入3000元—6000元，种植蔬菜亩均纯利不低于5000元，带动这56户脱贫不成问题。“廉价及时的贷款，解决了公司周转资金问题，稳固了原料供应。公司也愿意将政府贴息部分通过保护价收购方式返还给贫困户。”黄立刚说。

　　据介绍，在政策扶持方面，省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00万元、沂南县财政配套100万元作为风险补偿金，交由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沂南联社按照补偿金的15倍投放信贷资金4500万元。目前，经过努力争取县财政又追加767万元，金融扶贫风险补偿金总额达到1067万元，农信社贷款额度可达到1.6亿元。

　　针对“富民农户贷”业务开展中的贫困户信用问题，在每个扶贫村成立由老党员、村民代表、村干部、“第一书记”组成的30人信用评议组，无记名评议出各户社会评价分数，并入户调查，根据诚信情况、家庭收入、基本情况等，确定出20%比例的一级信用户、30%比例的二级信用户、40%比例的三级信用户、10%比例的四级信用户。对评级户授信额度公示2至3天，无异议后发放《信用贷款证》。针对“富民生产贷”业务，实行担保公司兜底、政府和农信社风险共担的模式，引入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在风险防控方面，如果扶贫贷款出现本息损失，经审核确认，优先从风险补偿金的年收益和担保费中代偿；如果不够，则按照担保公司、县政府和金融机构按照5:4:1的比例承担责任；如风险补偿金用完，政府将不再担责，全部由担保公司承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信社贷款业务成本和风险。

　　■采编心得

　　信贷扶贫具有信贷和扶贫双重属性，一方面要保证信贷资金放出去、收得回，另一方面通过撬动资金杠杆完成帮扶脱贫的任务。“信保扶贫贷”以增信、增收同时抓的做法，解决了这两方面问题。

　　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充分发挥他们争取信贷资源的积极性，也充分借助他们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并且降低了信贷风险。从沂南县试点情况看，借助信贷扶贫资金，不少贫困人口不仅实现脱贫，而且具备了增收、创收能力。信贷扶贫的效果，比单纯发放扶贫资金更加明显且长远。但是，在个别贫困地区，信用生态环境依然限制信贷扶贫力度，这也让信用工程建设、担保风险分担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