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0日发表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撰写的题为《全球化在西方为何失败？》的文章。文章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正在失败。这一曾被誉为可以带来普遍好处的进程，如今正遭遇政治上的反弹。为什么会这样？至少在欧洲，主流的看法是，这是因为西方各国疏于推进提升我们全球竞争力所需要的各项经济改革。

　　我想提供另外一种看法。实际上，全球化在西方失败的原因，在于各个民主国家未能应对好全球化必然会带来的各种经济上的冲击——例如，实际平均收入20年来的停滞。另一冲击是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后果）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永久性影响。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结合已经摧毁了老的工人阶级，如今又对中产阶级下层的技术性工作构成了挑战。因此，选民的造反并不令人震惊，也并不荒谬。如果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能导致法国选民失去工作（又无望获得新工作），他们为何还要为此欢呼呢？

　　有些改革收到了成效，但请扪心自问一下是为什么。德国2003年受到赞誉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因为改革通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提升了德国的成本竞争力。德国的改革之所以实现了近乎充分就业，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如果当时有其他国家效仿这种做法的话，德国改革的结果将不会是利大于弊。

　　德国的改革还有一大弊端。改革降低了德国产品的相对价格，推高了净出口，从而引发大规模储蓄外流（储蓄外流是导致了欧元区危机的各种失衡的深层原因）。此类改革很难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全球化问题的良方。

　　也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表明，已进行改革的国家表现得更好或者更有能力应对民粹主义的崛起。美英两国的市场结构比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更自由。然而，英国可能将要退出欧盟，而美国共和党或许将要提名一个极端民粹主义者为本党总统候选人。芬兰在所有竞争力排名中都处于领先位置，但其经济已陷入复苏无望的窘境——该国还有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政党。改革在经济上的效果通常比支持改革者愿意承认的还要不明显。而且，改革与民众对老牌政党的支持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我的判断是，全球化已经在政治和技术上席卷了西方社会。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逃避全球化。但我们必须设法控制住这种变化。这意味着我们要承认，现在或许并非缔结下一个贸易协定（或者说市场自由化协议）的最佳时刻。

　　不久前，德国爆发了反对美欧之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该协定较具争议的一点是，它将削弱参与国的法律自主权。

　　过去2年，针对全球自由贸易（尤其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好处，德国公众舆论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YouGov做的一项民调显示，2014年，将近90%的德国民众支持自由贸易。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56%。同一时期，彻底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人所占比例已从25%上升至33%。这些数字并不表明，欧盟应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这些数字的快速变化应成为提醒政客们谨慎行事的警示信号。

　　我不明白德国社民党主席、经济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为何如此热情地支持《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如果他真的希望阻止本党支持率下滑，他应该更愿意考虑《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政治代价。难怪反移民的德国新选择党的大量支持者原先都曾是社民党的支持者。

　　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说不，至少可以去除导致反欧盟或反全球化情绪高涨的一个因素。该协定微弱的经济上的好处，不足以抵消缔结协定带来的政治后果。

　　全球市场自由化的支持者们应该认识到的是，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都造就了输家。按照设想，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都本应创造一种没有人变穷、而有些人或许会变得更富的局面。

　　这种局面并未出现。我们已经在接近这样一个时刻：全球化——特别是欧元区成员身份——不仅对社会中的某些群体，还对整个国家造成了损害。如果政策制定者对此无所作为的话，选民们肯定会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