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境外机构和媒体又开始担忧中国的债务问题了，称中国遭遇到了与2008年美国同样的“明斯基时刻”；境内也有学者借用“明斯基时刻”这个概念。那么，中国的债务压力究竟如何？是否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呢？

　　按照公开统计数据计算，2015年中央和地方债务余额约为26.2万元，除以当年GDP总额，总负债率是38.7%，不算很高。但地方政府负债率达到23.6%，属于偏高区域。还有人估算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超过100%。2015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称，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

　　汇丰银行测算的结果是，截至2015年，中国债务规模与GDP之比达249%。一部分是对外债务，国际清算银行计算为8770亿美元；另一部分国内债务，主要集中在企业（尤其是国企）债务。截至2015年末，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44%。如果将政府的或有负债包含在内，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会扩大至接近64%；但即便是按照这一水平来看，政府负债总体仍属可控。

　　尽管这些数据的口径有些区别，但都反映出中国地方债务水平偏高和企业债务负担偏重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债务率很低，居民债务率很低，大有调节余地。针对这些问题，2016年，中国政府鲜明地提出并扎实地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政策，高度重视低效债务、冗余债务、风险债务问题，也采取积极措施弥补短板，释放改革红利。其中一项重要改革诉求，就是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拓展资本市场深度，将大量的储蓄资金转为股权投资，是我们具备的优越条件。

　　截至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重仅为13.9%，这一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如美国，2015年直接融资规模占比超过80%。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调整，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

　　笔者认为，考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杠杆率问题，既要看国际上的一般经验，也要看本国具体实际；就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来说，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形。负债压力大不大，杠杆率高不高，关键还是看资金使用的效率如何，看经济结构和融资结构调整的空间多大。

　　在美国很流行的“明斯基时刻”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说，就是资产骤然大幅贬值，债务大范围违约，金融危机即将引爆的时刻。因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首先提出，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明斯基及其思想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名噪西方学界，其逻辑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而其微观基础便是金融不稳定性，即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波动。这个说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谈不上有多么高深的内涵。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发展经济都需要负债。从2000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都是在债务的基础上发展的，债务基本是GDP的3倍以上，部分发达国家甚至是3.8倍。可以说，债务风险在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客观存在的；但风险会不会像暴风雨一样来临，其实是由经济体系、社会风气、人民心态的叠加成效来决定的。

　　美国社会长期寅吃卯粮，人们无节制消费和浪费，金融寡头贪得无厌、翻云覆雨，危机不来反而是奇怪的。而中国，不仅总的负债率可控，而且，外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范围内较低。同时，中国GDP的总量在全球排第二位，解决债务问题的手段也比其他国家多。

　　可以说，虽然中国存在“债务风险点”，但不具备“严重债务风潮基础”。

　　笔者认为，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危机概念，作为对全球经济发展中新问题的思考和提出警示，本身是值得尊重和重视的。但如果拿这些概念硬套在所有新兴经济体身上，则会编织出一张“失真的全球画卷”。

　　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独特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有政治制度优势，有区域互补优势，有内部市场潜力，有技术升级空间，还有国际合作需求，但需要加强法治化和深度市场化。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实“性状”。（董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