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通过加入低端的价值链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工业化的升级。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无论加入何种类型的价值链，核心竞争力的缺乏、知识资源和销售渠道等能力的欠缺将导致其沦为发达国家产品的低端供应商。如何实现价值链升级，目前已成为实业界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随着生产工艺的精细化发展，国际外包已成为继外国直接投资（FDI）后发达国家将产品生产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主要方式，而承接国际外包也成为中国向国外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并达到产业升级的一条主要途径。

　　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认为，中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来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根据价值链条的增值路径安排未来发展战略，谋求产业升级并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后抓住突破性创新发展。中国实施的“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导致了低端企业产生“学习障碍”，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对电子通信、计算机等资本技术密集型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跨国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后，易产生“低端锁定”现象，出现路径依赖问题。

　　对外经贸大学FDI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5）》中指出，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选择适当的路径提升在特定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比较优势创建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境产业链，成为未来升级发展的两种模式。

　　企业自发的升级路径

　　“依中国跨国公司的具体情况，切入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切入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有助于不同环节的升级。”卢进勇认为，中企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与跨国公司建立合适的治理关系。目前中国企业集中于低附加值价值链或者高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制造和出口。例如，中国是纺织品服装、鞋类等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大国，在高附加值制成品的产业链上从事原料供应、初步加工以及对产成品的最终装配环节，中国企业多存在于俘获型价值链中。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在现有价值链模式中迅速切入到功能升级环节，利用企业数量优势产生产业集聚，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切换到均衡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中，进行功能与价值链的升级。

　　在价值链中学习，利用企业竞争优势升级。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为中国嵌入价值链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与学习机会，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升级，如韩国电子企业的升级主要着眼于开发自主品牌消费产品（产品升级）和通用高精度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升级）；台湾地区企业的战略是作为“快速跟随者”进入一个特定产品市场的增长阶段，再通过初始设备制造和初始设备设计为全球品牌领导者提供产品，最终实现加工过程的专业化和效率提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主要依赖全球生产网络旗舰企业的直接投资来带动升级。

　　中国企业也需要根据自身不同的竞争优势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升级方式：在面对成本竞争、质量标准提高和新产品发明等变化时，应采取不同的升级策略和升级模式。对于成本竞争，可以采用节约劳动设备（过程升级）、从成熟产品生产转向新的技术更先进产品生产（产品升级）、专注于廉价初始设备制造供应商采购并从事销售和服务活动（功能升级）等方面的升级手段，也可采用改善生产组织（过程升级）和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升级）的升级措施。对于质量标准的提高，可及时提高产品质量标准并注重提高其产品的品牌价值。对于第三项挑战，大企业可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计和新产品发明，中小企业则可从事相对较简单的新产品的生产活动。

　　克服低端依赖思想。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切入中，通常与跨国公司形成俘获型价值链并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并成为其低端、低技术零部件以及组装环节服务的提供者。与此同时，有些企业产生了“低端依赖”，即利用廉价劳动力构成的比较优势，主动选择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获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这种低端依赖的思想不仅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会导致其在遇到经济波动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时受到巨大的冲击。因此，企业需要克服低端依赖思想，不要甘于获得现有价值链低端的微薄利润，而是要通过自主创新、知识和技术积累等活动积极主动地寻求价值链升级机会。

　　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发展，可以分三步走。首先，在国内构建目标市场和拥有主导地位的国内价值链体系，积累相应的技术及影响力；其次，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将自主品牌创建与代工活动同时进行，拓宽学习渠道和综合利用国内外资源，同时跻身于由自己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最后，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利用研发国际化以及转变市场进入方式，经过前两个阶段后，优势企业的技术得到提升，品牌在区域市场成熟，由此可以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升级为全流程供应商，能分享更多的价值链利益，与主导企业的差距也将大大缩小。

　　通过发展境外货物或服务外包，形成中国主导的生产经营网络，提升地位。在思考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升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开拓思路，跳出“切入”全球价值链的思维定势。目前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型的国际分工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国际生产和运营经验，加上经过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的洗礼，我们不仅可以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甚至可以利用自主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优势，将中国目前所从事的价值链中的低技术含量部分，通过境外货物或者服务外包的形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构成中国主导的生产经营网络和价值链。

　　卢进勇强调，中国跨国公司首先应对自己进行清晰的定位，找到比较优势所在的行业，通过比较优势切入价值链层级、俘获型治理模式中，在承接来自主导企业的外包环节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学习效应吸收和掌握成熟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开拓能力技巧，进行自己的市场开拓和市场势力尤其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包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的培养，具备一定的市场势力之后，转入模块和市场型治理模式当中，并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促进中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

　　打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一个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主要通过其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地位平衡量，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是我们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之路的必由之路。卢进勇提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培养、产业结构的调整营造出有利于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国家环境。

　　培养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增加研发投入。从目前世界的研发投入(R&D)支出分布来看，发展中经济体R&D的支出比例不超过6%。借助于外部技术资源，是后进国缩小与先进国差距的一个捷径。当前，跨国公司占有世界研发和设计（R&D）的75%～80%，控制着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中国可以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方式来引进高级要素，利用其先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加快国内技术发展的步伐，逐渐积累起更多的高级生产要素。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产业、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根本保证。在当前资源约束、能源约束、环境约束的背景下，没有创新支撑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创新活动是多主体参与，多投入、多产出、多阶段的资源转化过程。企业创新能力的缺乏是影响中国有效加入价值链和升级的主要因素。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氛围，鼓励企业积极主动创新。

　　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要素的国际流动并不改变要素的所有权属性，决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分配的基础是一国拥有的高级要素的数量。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大要素优势是人力资源，在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之后，必须走上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道路。伴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端升级，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推动技术进步等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满足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培育更多高级人力资本。

　　区分价值链类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型与采购者驱动型，两者具有不同核心能力。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迫于竞争压力把失去比较优势的某些环节（“松脚型”生产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和劳动力素质达不到产品的质量要求，而采用对外投资直接建厂的形式直接控制生产。采购者驱动型价值链中，供应商所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快，拥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跨国公司的重心是品牌经营、营销渠道建设以及对整个产品价值创造体系的协调、管理，其将产品外包给供应商，自己专注于研发、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价值环节的经营。

　　因此，中国在制定实施产业政策时，需要区分其所加入的价值链类型：如果该产业参与的是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条，则应实施以增强核心技术能力为中心的策略；如果参与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就需要强调设计和市场营销环节能力的培养，通过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通过政府的引导和调控，帮助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积累实力，实现价值链升级。

　　为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外包业务提供便利化服务与扶持政策。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与海外外包业务时，中国政府应创造条件以便利企业的海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投资的进行。宏观政策制定上，应根据国家总体战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进行政策性倾斜；微观政策上，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涉足国家的产业规模和合作对象等进行指导和协调，并在主管部门审批时加以把握，朝有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倾斜。政府对涉及国家长远战略和整体利益的海外投资，如可以获得境外战略资产、获得先进技术、有利于产业升级、赢得更高规模经济效益等海外投资项目，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加强政策鼓励和财政支持的力度，如通过税收、保险和外汇、财政和融资手段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健全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以促进产业升级。（本版撰稿本报记者何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