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波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正常现象，纵观国内外的生猪市场，猪周期会伴随生猪产业发展持续存在。对于我国来说，猪肉是城乡居民重要的食品，生猪产业是畜牧业的支柱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希望猪价稳定，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靠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政府在采取直接干预行动时应谨慎，可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放到促进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上——

　　主持人：本报记者 乔金亮 黄俊毅

　　嘉宾：

　　农业部畜牧业管理司司长 马有祥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广东省社科院院长 王 珺

　　农业部猪肉市场分析预警首席分析师、中国农科院信息所副研究员 朱增勇

　　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

　　主持人：纵观国内外的生猪市场，猪周期会伴随生猪产业发展持续存在，但猪周期的长短则会因为宏观经济、生产结构与市场发育、疫病等因素而发生变化。猪周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马有祥：猪周期的存在，主要原因是生产供应和消费需求衔接得不够好。第一，猪肉属于鲜活农产品，季节性消费特征明显，鲜食比例高，依靠库存调节的余地小，生猪生产本身还有自然生长周期，确保供需均衡难度大。第二，我国生猪生产规模化水平低。本世纪初，我国生猪养殖场户数量超过1亿户，现在还有近4000万户，55%的出栏肥猪由年出栏500头以下小散户提供，容易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情况，加剧生产和市场波动。第三，生猪产业化程度低。饲料、兽药、养殖、加工、运销等相互脱节，产业链条不完整，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生机制。第四，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大。2007年和2011年的猪价波动，主要原因就是猪周期和疫病因素叠加影响所导致的。第五，生猪期货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者缺乏发现未来价格走向的工具，也没有对冲价格波动风险的手段。

　　猪价波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正常现象。美国是生猪生产大国，也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1996年以来也经历了4次生猪价格波动，其中3次波动周期为4年，1次6年。对于我国来说，猪肉是城乡居民重要的食品，生猪产业是畜牧业的支柱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希望猪价稳定，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靠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合理范围内的猪价波动，有利于产业的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猪价“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那样既不利于产业稳定发展，也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消费。

　　王珺：生猪市场的周期波动是生猪产品自身特点以及外部冲击共同导致的结果，只要这些条件存在，生猪市场就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从目前的生猪生产技术和市场供求关系来看，生猪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

　　由于同样存在生猪市场波动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尤其是疫病和国际市场冲击的问题，美国和欧洲的活猪价格也存在比较明显的波动。如果以月度价格的变异系数来衡量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美国2007至2015年生猪价格的变异系数为0.2167，中国为0.1759，说明美国的价格波动比中国剧烈，而在2012至2015年期间，中国活猪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不仅低于美国，还低于欧洲的主要生猪生产国。但从猪肉价格来看，美国和欧洲的价格就比我国明显平稳很多，其主要原因是欧美国家活猪价格在猪肉价格中仅占小部分，但我国却占了大部分。比如近十几年来，美国活猪价格在猪肉价格中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而我国同期活猪价格在猪肉价格中的比重达到60%以上，生猪养殖环节的波动性要比猪肉加工和流通环节大很多，因此这也导致我国与欧美国家猪肉价格波动程度出现差异。

　　朱增勇：猪周期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形成根源在于猪肉供需形势的变化，即生产的周期性与消费的稳定性，表现为生猪价格与生产存在着周期性的价格波动和存栏量的波动。生猪生产的周期性变化受生产成本、养殖效益、养殖效率、生产结构、疫情、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而消费则与宏观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人口结构、消费习惯、消费季节性等因素有关。从后备母猪到商品代育肥猪出栏需要大约12个月，供需形势的变化影响了能繁母猪存栏，进而导致生猪存栏和出栏变化，引起生猪市场价格的周期性变化。

　　猪肉供给格局深刻调整

　　主持人：近些年，我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发展速度逐步加快，但规模化发展程度与欧美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我国的猪周期究竟有哪些变化？

　　马有祥：由于猪肉是城乡居民的主要肉食品，在肉类消费构成中占比约64%，猪价变化一头连着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而且猪肉价格变化还影响到CPI变化。今年3月份以来，猪价上涨较快。从这一轮猪价波动周期来看，波动周期有所拉长，波动幅度相对缩小。2007年和2011年猪价上涨，主要是产能调减和疫情双碰头。本轮猪周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价格下行与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不振叠加，拉长了价格下行周期，客观上加大了产能调减幅度，二是各地禁养限养因素延缓了产能恢复的步伐。可以说，“猪周期+禁养”是本轮猪价波动的重要特点。

　　王珺：我国生猪规模化发展程度与欧美国家有较大差距，比如在2012年，美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猪场的生猪出栏比重达到了97%以上，欧洲主要国家的这一比重也达到了90%以上。总体上看，我国目前还处于由散养为主向规模化养殖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生猪养殖业的规模门槛逐步上升，但在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小养殖户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小养殖户随着价格波动的走势进入和退出行业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导致过渡时期生猪市场的波动还会比较剧烈。

　　朱增勇：我认为，与以前相比，本轮猪周期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周期持续时间拉长。据测算，上一轮猪周期从2009年6月猪价触底回升开始，到2014年4月达到价格低点结束，持续59个月，较之前的36个月明显延长。

　　二是中等规模以上养殖比重显著提高。近年来，在政策和市场双重刺激下，生猪养殖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正在由以散户养殖为主向以规模化养殖为主转变，猪肉供给格局深刻调整。在2008年、2011年两次猪价大涨的刺激下，许多房地产、煤炭、建筑等行业老板开始从事生猪养殖，这些规模养殖场管理水平高，存出栏数量大。从理论上看，猪周期越长，散户退出的比例就越大。

　　三是养殖成本增加，行业利润下降。生猪养殖成本主要包括圈舍等固定资本以及饲料、人工、防疫、水电等日常维护费用，近年来都在快速增长。而且随着政府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养殖场建设改造费用明显增加。据测算，前一轮猪周期猪粮比价平均为7.05∶1，而本轮周期猪粮比价平均为6.23∶1，养猪行业整体利润在下降。

　　四是肉类消费环境变化。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肉类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变化。受环保政策影响，生猪产销区域变化格局更加明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生猪产能下降，而华北、东北地区等主产区生猪供应优势越来越明显。

　　直接干预行动应谨慎

　　主持人：从2009年以来，农业部持续实施了生猪生产监测预警工作，每月定期发布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数据，成为研判形势和引导生产的权威数据。国家调控生猪价格的手段有哪些？

　　马有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规定，以猪粮比价为核心预警指标，分别设立绿色、蓝色、黄色和红色预警区间，表示正常、轻度、中度和重度价格波动，并采取信息预警、冻肉收储或者抛储、加强进出口管理等措施。

　　《预案》自2009年发布以来，结合实践，几经修改，2015年10月最新发布的《预案》最大的特点就是扩大了绿色预警区间的范围和减少调控措施，更加注重信息公开和预警服务，减少对市场的短期直接干预，更加尊重市场，提高对市场波动的容忍度，发挥市场自发调节和修正的作用。国内外的实践也证明，由于政策的不稳定性和滞后性，实施调控的难度大、要求高，既需要完善的监测预警系统，也需要高效的响应机制保障，哪个环节失灵都容易导致调控失效，放大波动效应。

　　今年2月份，生猪存栏比前4年同期平均水平低13.9%，能繁母猪存栏比前4年同期平均水平低19.7%，同比均连续下降30个月以上，给市场的信号是猪少了，养殖场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适时补栏。3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0.9%，能繁母猪环比持平，信号也很明确，产能调减见底，补栏开始增加，同时也提示养殖场户要理性补栏、适时出栏，防止价格下跌风险。

　　王珺：生猪价格波动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行业内部，包括生猪养殖的周期性以及养殖户对于价格信号的反应和市场预期，另一方面来自于行业外部，这包括生猪的疫病、食品安全事件、全社会的价格波动以及国际生猪市场的波动等。当生猪产业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时，在行业内部机制的作用下，生猪产业可能会产生持续的波动，而不能迅速恢复至供求平衡的状态。

　　理论上，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量来缩小供求之间的缺口。一般来说，价格较高时，政府可以通过投放储备肉，鼓励进口等方式即时地增加市场供给，适当让价格回落；在价格过低时，可采取政府采购，并对养殖户给予补贴，以免出现产能的过渡削减，造成未来供给短缺。但在现实中，政府针对市场波动的直接干预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会增加财政负担；二是干预手段难以充分发挥效果，比如储备冻肉受到储备能力和储备时间的限制，操作的弹性较小；三是政府难以判断生猪价格上涨是结构调整后出现的趋势性上涨还是短期的波动；四是干预的时机不对也可能会加剧波动。因此政府采取直接干预行动时应谨慎，同时可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到促进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上，比如加强统计监测，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促进产业组织的完善以及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等。

　　支持生猪产业化发展

　　主持人：从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看，怎样帮助养殖户正确认识市场走势，有效规避市场风险，进而防止猪肉价格暴涨暴跌？

　　马有祥：缓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是一件需要扎实打基础、练内功的事，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抓以下几件事：

　　一是强化信息监测和预警。不断完善监测方案，扩大监测范围，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及时发布生产动态和预警信息，稳定市场预期。

　　二是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已连续6年开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创建活动，建设国家级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场1657个；支持养殖场（小区）改造升级，成为市场供应主力。

　　三是加强疫病防控和技术指导服务。这几年效果明显，今年生猪疫情稳定，为后期生猪产能恢复奠定了基础，也为保证市场供应增强了信心。

　　四是促进生猪产业绿色发展。农业部日前发布实施《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引导生猪生产健康发展；启动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活动；加大对生猪粪便收集、运输和综合利用等扶持。同时，支持生猪产业化发展。

　　王珺：大范围的生猪疫病爆发、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影响较大的环境风险事件等生猪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引发生猪市场的剧烈波动。提升我国生猪产业的生产水平，包括疫病防控技术、育种和生产管理水平、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避免以上重大事件的冲击，从而减小猪肉价格波动的幅度。另据国外的经验，向下游延伸生猪的产业链并增加中高端猪肉产品的供给比重，也有利于平抑生猪价格波动。

　　朱增勇：首先要完善市场分析预警体系。虽然国内不缺少统计数据，但是“数出多门”，生猪市场价格分析预警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帮助养殖户正确认识市场走势，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其次要注意应用市场手段进行调控。历次生猪价格上涨、市场行情看好时，众多企业往往会扩大规模或者跨行进入生猪养殖，政府出台补贴政策，猪价快速回落；但当猪价下跌时，却缺乏相应的养殖户稳定经营措施。因此，应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风险管理、规模化标准化扶持以及种畜研发，促进生产稳定。

　　另外，进口贸易调控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猪肉和猪杂碎进口具有明显放大效应，尤其是在市场价格低迷时。在我国生猪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国际竞争力较弱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猪肉及相关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避免进口低价猪肉对国内市场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