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炎黄、形于秦汉、兴于宋元、成于明清的中医药，历经风雨、造福民众，走到今天，却放缓了前行的脚步。中国是否将迎来中医药的复兴？中医药应如何正视自身发展瓶颈？中医药复兴之路又在何方？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来在山西等地展开了走访。

　　复兴不在别处，在中国

　　中医药严重西化令人忧心，但在中华民族复兴浪潮汹涌而至的时代背景下，部分人士认为中医药复兴迎来了新机遇。

　　“西医医疗模式出现了局限性，因而他们开始向世界各国传统医学寻找答案。”山西省青联常委刘洋说。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世界上超过一百个国家都采用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西医医疗模式，形成了大量先进医疗诊断设备、技术和资源，但随之而来的耐药性等诸多局限也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西医长于解决单一因素疾病，但对慢性病、疑难病显得十分无奈。由于滥用抗生素及其他化学药品，不仅使药效降低，新的病毒也由此产生。”刘洋说，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医药，中医药的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本土的城市、村镇、边疆，中医药依然有深厚的“沃土”。

　　在江苏南通，名老中医朱良春虽偏居一隅，但名扬全国。

　　山西太原市中医院主任医师王镜援疆期满后留疆工作，被正式聘为阜康市中医院副院长，他积极推广中医药文化、中医药适宜技术和非药物治疗方法，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乌鲁木齐的患者慕名前往就诊。康市中医院中药饮片销售额由68万/年增长为现在的300万/年，中药处方比例达到60％，中药参与治疗率达到90％以上。

　　因热衷传统医学，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健康教育科李继珍“半路出家”，通过“西学中”授课、跟师出诊、刻苦自学，从一位口腔科医生转而成为一名“一号难求”的名中医。在山西曲沃县，年近七旬的名中医王乃勤退而不休，本县百姓看病依赖他，邻县的医院也高薪聘他去坐诊，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中医说：“不是我稀缺，是老百姓欢迎价廉效验的传统医学。”

　　基层受访人士认为，当前要看到中医药复兴迎来的历史机遇，更要破除中医药负重前行的一些“枷锁”。

　　“中国民间有一批靠家传、师徒相授或自学成医的中医，收费低、疗效好、受患者认可，但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之后，他们中大多数人因种种原因领不到行医证照，甚至因非法行医被列为打击取缔对象。”山西运城市原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认为，中医药复兴需要魄力，尽快破除这些阻力。

　　2008年，运城市卫生部门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约800名民间中医、中医一技之长人员通过考试，获得了行医资格证。然而至今，这种冒有风险的地方做法，在全国并不多见。

　　“中国的卫生保健体系必须立足于国情现实，必须正视像东北虎般被剥夺环境的中医药。”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出身中医世家的李廷荃说。

　　解密自我是中医药复兴首个课题

　　一些受访人士认为，对中医药自身而言，当下面临的困局是阻力，也是动力。

　　“危与机并存，使中医药审视自身、提升自身成为必然。”李继珍说，“中国人需要像美国人研究飞碟一样，花大力气破解中医药内在的密码。”

　　首当破解中医药的系统性问题。

　　“中医西化导致基础理论长期徘徊不前。”李庭荃说，中医药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它以辩证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保障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昌盛，经久不衰。但中医药流传至今，因为人们太熟悉，反而容易熟视无睹。

　　李庭荃说：“中国需要在纷繁复杂的中医传统知识和临床经验中，进一步凝练、归纳、构建现代中医药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意义不仅在于知道中医实践和中药研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认识生命科学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田康立也提议，在现代认识论条件下，对中医的基本概念、理论学说进行历史、逻辑的整理。这个系统性工程有必要组织队伍认真进行，这是研究中医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把这些内容继承好才能进一步发扬。

　　其次，进一步梳理中医药核心理论。

　　像阴阳、五行、脏腑和经络，都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近百年来也有不同争议，比如，经络是否存在？五行学说被视为玄学，但为何还在用？五行学说的实质是五脏理论，如何进一步科学阐释？

　　“中医有自己的体系和绝活，但其发展远远滞后于西医药的发展。”李继珍说，“可以请出国家的中医首席研究员们，在临床业务上扎扎实实出成果，学有所用为国家。”

　　这其中，对中医药辩证施治的研究不应回避。中医辩证施治包含辩证、辨病、再辩证的过程，但近年来，有人将辩证与辨病相对立，对于究竟何为辩证施治，缺乏统一的认识。受访人士认为，中医药需要解决辩证量化指标与现代医学的关系。

　　李继珍、李廷荃等受访人士均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多年来没有大的突破，中医和西医重叠的地方太少，未来必将有所突破。

　　第三，加大中医药临床实践。

　　“中医对临床实践有很高的要求，有它独特的规律：只有理论，不会看病；只有实践，难以提升。离开中医临床，所有问题不能做出准确评价。而近年，重学位、轻实践，导致中医教育脱离临床经验，这种现象并不为鲜。”李廷荃说。

　　而中医的临床实践与中药又息息相关，很多受访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到，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不要一味走分离、提取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之路。

　　此外，山西、北京多地受访人士认为，中医提倡“治未病”，蕴含丰富的预防医学常识，不仅要从文献上加以整理，还应加以现代研究。

　　“在我国的公共卫生政策中，中医优秀的养生文化应该有所体现，这一点能有效带动基层发展中医药的积极性。”田康立说。

　　大势所趋在“兼用”

　　虽争论犹存，部分业内人士对中医药走向仍保持有清醒认识，“中西并用”成为他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西方医学近年已有很多公开的表述，它们并不回避借鉴中医之长。‘兼容并蓄’适用于中西医，而不是‘此消彼长’。”刘洋说。

　　作为当局者的中医界人士，对中医药今后之路也各有预见。

　　我国中医界首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山西永和县原中医院院长王学诗已从岗位上退休，前来找他求医问诊的患者依然踏破门庭。当了一辈子中医，他精于用廉价的中医药为偏远山区的百姓祛除病痛，但他并不排斥西医。他直言，中医也要抛开一家之见，中西医并用是最高境界、最理想的治疗方法。

　　“就像青霉素，山区中医也常用，只要能给百姓治好病，为什么不能研究、学习、拿来用？”王学诗说，走自己路，也要“博采众长”，对中医药来说亦如此。

　　对于尽快给予中医战略定位、科学发展，已成为基层呼声。

　　“中医是中国的一道生物防线，也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一个必然。”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冯前进判断。

　　近年，冯前进曾多次走进澳大利亚等地名校，与国际人士联合开展中医药研究，国外对中医药的关注、研究手段之新带给他很多思考。他认为，20世纪系统论、控制论曾对中医药发展有一定帮助，21世纪或许还有更新的、综合性更强的理论可供中医药借鉴。中医药要发展、完善，一定要与现代科技结合，两者一旦有机结合，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独一无二的优势。

　　李继珍则建议，应调整布局，重视建立中医传染病医院与中医急症特点医院，找到中医药复兴的有力抓手。

　　她说：“建立和重点培育中医传染病医院，并确定具备应对突发性事件的、专科特点的中医医疗能力。改编一些二级或三级中医院的职能，形成区域内有规模、有研究、高质量的中医传染病院对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进行专门的研究与治疗，注重挖掘中医的药物及非药物治疗结合的治疗方法，推动对传染性疾病的全面治疗研究与创新。”

　　李廷荃认为，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吸收中医本科院校优秀毕业生参加全科医师培养、将合格全科医师纳入培训基地医院实行托管、制定培训单位与全科医师所在基层网点互动式医疗转诊制度，都是推动中医药走出困境的有效之举。

　　他们共同的呼声是：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更多、更加合理的政策空间，使中医药能够乘其东风，尽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