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人专栏

　　【编者按】 上周五（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6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585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8803亿元，同比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59510亿元，增长5.8%；第三产业增加值90214亿元，增长7.6%。以2015年价格计算，今年一季度GDP增量为9851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222亿元。

　　如何透过统计数据看经济走势？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头有何变化？

　　李迅雷认为，GDP所覆盖的经济指标实在太广了，不能仅就一两项指标来“略见一斑”。中国目前及今后的经济亮点是在服务业，但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制造业。

　　或许是因为2015年进口额大幅下降，包括海外舆论在内的不少资深国内经济学家，一直对国内GDP数据是否反映真实经济状况产生疑问。不过，GDP所覆盖的经济指标实在太广了，不能仅就一两项指标来“略见一斑”。如果只统计第一、第二产业的GDP，则中国的GDP也明显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老大。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实际是在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15年首次超过50%，但美国却要占到80%左右。

　　应该说，中国目前及今后的经济亮点是在服务业，但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制造业。

　　1 投资驱动这驾马车效率最低

　　中国的GDP与全球其他国家GDP在构成上的最大差异，就是中国GDP增速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世界银行数据库揭示，中国2011-2014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2014年的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的数据中，中国的投资占比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全球2013年的数据为22.2%）。2015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降至44%，仍然很高。

　　假如投资的高增长可以带来企业盈利的相应增长，或者不至于让企业和社会的债务率快速上升，这样的投资是无可指责的。但中国自2001年至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2%，同期GDP的年均增速在9%左右。近5-6年来债务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尤其是去年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超过18%。

　　投资效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政府主导投资，各地开展GDP增长锦标赛，全国城市面积的扩大规模远超人口流入的规模。投资往往不是市场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很难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是区域发展战略，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这三大板块的投资增速大大超过东部地区，但资金流向与人口流向相背离，生产要素之间的错配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即投资占比高的地区，GDP占比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如东部地区投资占比从2001年的60%降至40%，但GDP份额只是略有下降，仍在50%以上。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不断上升，但对本区域的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所以，人口不断外流。

　　三是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但投入产出比远低于民营企业，同时又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国企的债务高企，2015年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6%。

　　简单概括，投资的三大主要问题是，资金流与人口流的错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投资错位和高投资与高回报之间的逆向选择。

　　2 消费马车在扭曲前行

　　回顾一下历年GDP中消费的贡献，都是很稳定的，且消费的增速的斜率也很平稳，从过去每年13%-14%，降至目前的10%-11%。此外，消费升级也如期而至，表现为吃住的占比明显下降，而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在今年1月份对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做了调整。按照新的权重规则推算，2016年肉禽类价格权重从2015年的6.4%调整到2016年的4.35%，其中猪肉价格权重从上一年的3%调低到2.34%。这样，猪肉价格上涨对CPI的拉动作用就有所缓解。

　　尽管大家对于通胀预期强烈，但笔者判断，这轮物价上涨的幅度有限，即不会超过2010-11年CPI涨幅。在全球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全年估计还是很难突破3%。所谓滞胀之说，本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消费这驾马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一直波动不大，中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90年代时曾经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过回升到50%，比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国、日本都在80%以上；即便与新兴国家比，也明显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同时，消费存在一定的扭曲现象，这与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很大关系。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中国中产阶层占比很小，即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上可以发现，尽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最高收入10%家庭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最近5年内是扩大的。

　　中国在2015年的出境游人次大约是1.2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去港澳，且不过夜。按本人估算，2014年除去港澳出境人次后，出境且过夜的人次大约在5000万左右，如果再剔除多次出国因素，出国旅游的人口也就4000万左右，占总人口2.9%。因此，中国的富人和中产的数量，估计最多也就7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数量5%左右。

　　对于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平均消费额全球最高的现象，我认为倒恰恰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少、收入水平不高的体现。因为出国消费的大部分钱都用在购物上了，而购物的目的是为了逃避高关税，把旅游的钱“赚回来”。这与90年代国内旅游的游客拿着大包小包返回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消费这驾马车是有点扭曲的，扭曲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结构分布的畸形。

　　3 出口马车正在拖后腿

　　尽管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出现了负增长，但出口额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却继续上升，超过13%，原因是其他国家出口降幅更大。

　　但中国作为出口第一大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出口大国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货物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过高。2015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之比是6:4，尽管加工贸易的占比过去曾达到50%左右，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如此之高的占比，还是反映出中国仍然不是外贸强国，而只是高度依赖于为发达国家提供产品加工、组装服务的外贸大国而已。

　　中国未来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二是未来人民币贬值幅度或有限，出口的汇率优势难以形成。中国自2014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不再升值，但由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仍是上升的。今后为了应对资本外流的压力，估计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很有限，形成不了汇率优势。

　　此外，美国、德国的再工业化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课题组研究员鞠恩民称，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南亚、东欧，并且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以上，其中珠三角、长三角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中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正面临压力，2004-2014年，中国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一直处于10%-20%区间。

　　因此，未来中国出口贸易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全方位的，既来自发达国家，又来自发展中国家；既有成本压力，又有技术瓶颈。

　　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重化工业化也已经步入后期，但竞争力依然不强。投资主要体现为大兴土木，在设备投资和研发投资等方面的占比太低。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出口优势，终究会转化为出口劣势。消费原本应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一匹马，但一味追求高增长高投资，加之改革滞后导致收入结构的扭曲，让消费对GDP的贡献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未来与其强调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不如更应关注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