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催生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不仅引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商品链的深刻变革，对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乃至全球经贸治理也带来深远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新平庸”状态，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驱动上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制度和技术两大引擎的作用均有所下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蓄势待发。在国际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综合来看，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调整，既是实现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必由之路，将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重要机遇。

　　为我国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提供契机。全球价值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高级形态，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时代，对各国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要求。一国能否在全球价值链中抢得先机、提升收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以及相关管理规制等。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和政策对话，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我国下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方向和路径，推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释放更大开放红利。

　　为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空间。据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会同有关机构的研究，2010—2012年，我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分别为605、616、621美元，呈稳步提升趋势。相关研究还表明，在出口增加值提升的同时，我国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第三方外包等方式，整合了国内外技术资源，提升了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当前，正在孕育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我国如能抓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注重设计、研发、营销、服务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势必有利于加快培育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与此同时，我国如能通过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跨国公司经营能力、自主构建全球及区域价值链网络，还将有利于加快打造以我为主、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为我国推动完善全球经贸治理提供平台。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如何从促进全球价值链拓展和深化的角度提出完善全球经贸治理的新路径、新举措，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有作为全球价值链深度参与者的成功实践，又有日益增强的大国影响力，许多经验对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新形势下，我国继续大力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并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重大开放举措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推动全球经贸治理向更加着眼于发展、开放和包容的方向迈进。

　　我国既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者，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未来在参与和引领全球价值链进程中，我们有优势、有条件、有机遇，但也有不少需要克服的风险和挑战。比如，在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巩固传统优势和培育新优势的关系。应从世界范围的产业联系的视角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提出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外贸转型升级、培育引资新优势、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方向路径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又如，全球价值链的变化重塑带来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大变局，但各国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不同，诉求也不尽一致。我国既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规则制定以维护自身利益，也需要在国际经贸舞台上推行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为完善全球经贸治理提供更富建设性的公共产品。

　　总体来看，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结构调整期，我国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应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实现改革与开放良性互动，利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关键领域改革，以国内改革的深化为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开放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营造良好条件；还应在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中把握主动，在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进程中建设性地提出中国方案、中国议题和中国规则。（沈丹阳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