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朝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潮由去年延续至今。从单纯收购他国资源型企业过渡到入股高端制造业、IT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正是当前中国经济谋求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显性特征。当然，在一片“买、买、买”的叫价声中，也要汲取过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经营活动中的惨痛教训，规避“走出去”之中的各种陷阱。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以来，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达708亿美元，已超去年全年交易金额的一半。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今年以来，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规模已占全球跨境并购规模的47%。英国《金融时报》称，今年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五笔跨境收购中，其中四笔涉及中国企业竞购美国和欧洲资产，这些资产总价值达617亿美元。

　　另有全球并购数据机构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企业针对美国企业的并购规模已达235亿美元，超过2015年全年中企对美并购总额。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20年，中国在美投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200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20万至4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持续升温，可惜那些所谓的投资“热土”并非都是投资“乐土”，过往失败的惨痛教训正是最好的镜鉴。刘洪所著《谁坑了中国企业》一书集纳了大量具体事例，阐述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陷阱”，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对崛起中国的疑虑和猜忌，以所谓的“国家安全”设置的意识形态屏障，也有中国企业不按常理出牌引来投资目的国人民的反感和误解，以及中企不遵守市场规律和当地法律酿成的“苦酒”。

　　在《谁坑了中国企业》一书作者刘洪看来，国内一些企业折戟海外市场，主要有三方面问题：

　　首先，忽视了外国情况的复杂性。比如，在东南亚某国，中国某电力企业投巨资开发水电工程，但随着当地政局的变化，工程被取消，中国企业蒙受数十亿元损失。这种高风险国家，一般西方企业都避免前往，中国企业则优势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中企只注重跟某个领导人和执政党接触，但这在政党对立的国家，反而容易引发麻烦。一旦政局变化，合同很难得到切实遵行。在发达国家，法律相对完备，但对中国企业，则有其他种种隐形壁垒。华为进军美国，甚至并购小公司都屡遭拒绝；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购买农场，也多次被排斥和炒作。这正说明西方对中国企业的防范心态，如果是关乎能源资源类投资，这种有色眼镜更加明显。

　　其次，将国内的劣根性带到了国外。如果说第一点很多是不可抗力，那第二点则暴露出一些中国企业不成熟的一面。比如，在海外，个别中国企业在环境保护、职工安全等问题上缺乏应有的重视，由此成为当事国舆论抨击的对象，随着当地政客的操弄，使中国企业成为众矢之的，有些事件甚至引发激烈对抗造成人员伤亡。在海外招投标工程中，一些企业凭借所谓的国外“经验”，以极低价格中标，试图在施工过程中，迫使急于工程完工的业主方追加投资。但国外显然不同于国内，很多低价工程最终成为中国企业赔钱赚吆喝的买卖，甚至将国内的利润用来填补海外投资的巨大窟窿，看了真让人痛心。

　　再次，拍脑袋投资后患无穷。过去几年，大宗商品暴涨，中国也加快了在这些能源资源项目上的投资；但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断崖式暴跌，这些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遭遇了巨额亏损。这中间有难以避免的经济趋势性问题，但一些中国企业的好大喜功、拍脑袋决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本书作者提醒，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做好“过五关斩六将”的心理准备。就拿投资美国来说，中国企业要耐心面对“审查关”、“法律关”、“歧视关”、“磨合关”以及“竞争关”。

　　对此，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承慧律师建议，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需要注意收购目标公司所在国家是否存在政治风险、政府审批的风险、工会和雇员反对收购的风险以及交易本身所隐含的商业风险，包括目标公司是否存在任何诉讼和争议导致收购完成后的减值、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或原来技术许可失效的风险、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后的合同解除风险、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等反腐败风险等。唐承慧还建议，考虑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可以聘请专业的财务顾问、税务顾问、法律顾问、人力资源顾问和公共顾问等第三方咨询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以便减小并购当中存在的风险，确保海外并购的成功进行。

　　总之，中国对外开放不断走向深入，这既包括中国打开大门吸引外资，也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投资，这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的事情，也是企业要发展壮大必然进行的事情。今后，随着“一带一路”构想逐步付诸实施，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中企向顶级跨国企业发出收购要约，将资金投向海外。除了胆识与豪气之外，我们更希望目睹它们战略上的智慧与战术上的灵巧，真正做到“走得出去、赚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