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国两会，是一个在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盛会。站在“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局的历史关口，如何按照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如何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挖掘经济发展新动力？会聚北京共商国是的代表委员们将展开讨论、建言献策，今推出“两会热词”，围绕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等公众关注的高频热词，为读者深度解读。

　　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启动。首期“两会热点”，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不仅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而且有它的内在逻辑性，即从怎么看到怎么干的深化，“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来源

　　一是源于我国长期的改革发展经验。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地打破供给侧的制度藩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激发大众的创造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改革推进。改革速度快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就会加快，特别是在遇到发展困难时，深化改革便能化“危机”为“机遇”。从农村农业改革，到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再到全方位的开放，到近几年的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都大大激发了社会和市场的活力。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坚持这条经验，才能掌握战略主动权。也就是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实行主动出击战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也借鉴了国外的理论和思潮。不能否认美国上世纪80年代供应学派、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特别是供给学派提出的放松管制、减税等建议，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1978年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必须继续“拆墙”，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理性预期等理论，对我们也有很大启示，解决中长期的经济难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着力破除供给端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供给体制，建立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还具有明显的倒逼原因。今天我们遇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大坎”，阻力、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倒逼”是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外实践表明，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或制度创新，都是“逼出来的”。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正在倒逼我们做出重大的决策，如经济运行出现了“四降一升”问题，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创新能力问题成了新发展阶段决胜的关键因素。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再次“化危为机”。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十三五”决胜阶段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王小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