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是为了打击证券领域违规违法行为，打击则应是为了保护股民利益，故罚款也应指向对股民“获得感”的反哺。

　　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2015年度稽查执法情况通报：去年全年，证监会系统对767个机构和个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同比增长超过100%，涉及罚没款金额54亿余元，超过此前十年罚没款额总和的1.5倍。罚没额数据甫一公开，引发广泛关注和解读。

　　稽查执法是依法治市直观的保障。而过去一年，股市大起大落，证监会在这方面的动作也是迭出，其中就包括频繁向违规违法的法人或自然人开出罚单。据媒体此前报道，光是去年9月，证监会开出的罚单总额就已近24亿元，为2014年全年罚没规模的近5倍。

　　罚单密集开出，个中不乏巨额处罚，反映了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趋严的态势，而这态势是可预期的。2013年10月1日开始，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正式启动行使行政处罚权。证监会处罚权下放后，案件处理数量大增。

　　执法数量的增加，还与去年连续数轮密集的“证监法网”行动密切相关，该行动在组织部署、反应机制等方面，较之以往查案均有所升级。而在去年股灾前后，监管层还开展清理整顿场外配资活动、禁止大股东违规减持等措施，这促成了证监会处罚量的增加，而罚款本身也是对市场变化带来新问题的体察反思的体现。

　　毋庸置疑，证监会系统去年罚款“超此前十年总和1.5倍”，体现出比以往更敢办案、更肯办案的进取精神，是好事。随着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推进，监管机构的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查向事中监督、事后执法上转移是个必然趋势。证监会现在逐步加大执法力度，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监管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向更为现代化的市场中立监管者迈进。

　　罚款目的是为了打击违规违法行为，打击后者应是为了保护股民利益。因而，罚款也应指向对股民“获得感”的反哺。这就需要执法常态化，防止运动式倾向。虽然普通投资者多爱牛憎熊，但我国市场总体成熟度和法治化在提高，证监会应当有定力，不要把执法强弱和市场形势结合太紧，而应秉持法律准绳。

　　另外，还要把执法力度和投资者的实惠结合起来。按照《证券法》234条规定，54亿元的罚没款进的是国库，而不是投资者的腰包。但在不成熟的股市环境下，罚款会跟着违规行为增多，受损的却总是投资者，他们未必能从违规者被罚中得到补偿。正因如此，有人建议《证券法》明确“收缴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上缴投资者保护基金”，并让投资者保护基金承担起垫付、赔偿投资者损失之责。

　　这值得考虑。在“先行政处罚，再民事诉讼”的现行制度框架下，这确实可能导致违法者无力赔偿受害投资者。如果学习美国，将行政罚没款归入专设的公平基金，由该基金负责救济因他人违法行为而财务受损的投资者；并适度调剂余缺，在一些公司被曝光后陷入困境，无力赔偿时也能令受到证券欺诈之苦的投资者获得赔偿，那证监会就成了为投资者服务和筹钱的维权先锋。到那时，罚没数据公布，也会收获更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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